——广东台盟组织创建人之一丘琳传略
丘琳（1896-1972）,号镇候，是台湾爱国志士丘逢甲次子。原籍台湾苗栗县。他于丘逢甲由台内渡后的次年出生于广东省蕉岭县文福乡淡定村（现为文福区逢甲乡）。1911年进蕉岭县立镇平中学堂学习。1915年赴日留学。1929年春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并在该校研究科进修半年，同年底回国。1930年任广东省立工业专门学校日语教师兼任教务主任。1933年任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兼院办公室主任。广州解放后，继续在中大任教，1955年底退休。丘琳继承发扬了先辈的爱国精神，他的一生是为祖国教育事业献身的一生。他也为广东台盟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蕉岭小学和中学时，父亲丘逢甲每年寒暑假都回家探亲一两次，丘琳从小就接受了父亲的教诲。丘逢甲一生为收复台湾、追求祖国的统一和富强而努力。归居广东后，满怀爱国热情，一方面积极从事教育活动，一方面念念不忘复土雪耻，秘密参加了中国同盟会。这一切，无不对丘琳产生良好影响。
中学毕业后，因父亲去世，家道中落，丘琳暂未升学，与钟玉秀女士结婚。不久，其兄丘念台考取了官费留学日本，鼓励丘琳也去日本读书。1915年丘琳赴日，丘念台将自己省下的一部分官费分给丘琳使用，直至丘琳也考上官费为止。后来，丘琳也同样分部分官费给丘琅使用，使丘琅也能留学日本。
1933年起，丘琳任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兼办公室主任，教授日语。他为搞好教学，尽心尽力。缺乏教材他亲自编写，其日文教材有时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某一段为例文。课堂上认真讲解，课余热心辅导学生和年轻老师。对自己兼任的行政工作也十分认真负责。他任职期间，法学院长换了六七人，但每位院长对他都极信任，把学校的教务、行政事务都交给他主持。日军入侵、广州沦陷时，丘于城危旦夕、人心惶惶之时亲自督责主持法学院的搬迁工作，装箱搬运法学院图书档案资料。抗战时期，法学院由粤迁云南澄江，后由云南迁回粤北坪石，又由坪石迁蕉岭，辗转搬迁，颠沛流离，全由丘琳主持各项事务。他甚至是丢了自己的行李去救出学院的档案材料。日本投降后，法学院终于迁回广州，学院旧图书档案幸能保全一部分，得自丘琳之力甚大。
丘琳兢兢业业地从事教育工作，他既学识渊博又开明正派，支持正义，关心、爱护青年学生，是学生们的良师益友。历年在中大都有不少台湾籍的学生就读，这些台生得到了丘琳热情的关怀和照顾，丘琳对他们从思想上鼓励，从生活上关心，每逢节日都叫同学们到他家做客。台生经常出入丘琳家，讨论台湾的前途等时政大事。他朴素求实的作风诚恳助人的优良品德给许多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和良好影响。
抗日战争胜利后，时刻怀念祖父辈生活和战斗过的台湾故乡的丘琳，于1947年台湾“二·二八”起义后，回故乡一行。所见所闻，是广大台胞仍然过着穷困地日子，是广大群众对国民党残酷统治的强烈不满。在台的亲戚朋友（如其兄丘念台当时在台任国名党台湾省党支部主任委员）曾挽留丘琳留下任职，他拒绝了。他同情广大被压迫的台胞，不愿在国民党统治机构中做事，不久即回广州。
解放前夕，中山大学是广东学生运动最为活跃的策源地，被国民党当局视为眼中钉。1947年5月31日，中大等校一批进步学生在广州发动了反饥饿反压迫反内战的示威游行，遭到国名党军警的镇压，不少学生被打伤或被逮捕。6月1日，武装警察闯入中大抓人。这时，主持正义、同情学生运动的丘琳亦被抓，幸被学生们救出。丘琳不顾个人安危，参加学校代表团，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师生。1949年7月23日深夜，国民党当局又一次派军警特务包围中大学生宿舍和教职工住宅区，拿着黑名单抓人。丘琳对此十分气愤，当即向在穗的国民党监察委员提出抗议，指出以武力侵犯学校是非法的，必须防止冲击学校事件再次发生。
没有受国民党反动宣传影响而离开大陆到台湾去的丘琳，度过黎明前的黑暗，在广州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为了尽快恢复中大正常教学，丘琳积极配合军管会进行接管工作。他还以一系列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新中国的热爱。他带头参加购买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的捐献运动，积极认购公债，亲自参加工作组支援土改工作，送正在高中求学的长子参军（1956年他被授予“广州市军属积极分子”称号）等等。
1951－1962年，丘琳兼任中大教育工会副主席。除繁忙的教学工作外，丘琳还走家串户，探病问苦，排难解困，维护教职员工的利益，做好劳保福利工作。他认真负责，付出大量心血和精力，受到学校和教工的好评。1957年被评为广州市工会优秀积极分子。
他十分缅怀生父丘逢甲，敬佩生父当年投笔从戎抗日护台、爱国爱乡的精神，他一直保存着丘逢甲组织的抗日义军编队花名册、书信资料。他亲自整理编写了《丘逢甲信稿》。
解放初期，台盟中央在广州筹备建立台盟华南总支部（台盟广东省委会前身），丘琳积极参与其事。1950年1月，丘琳加入台盟组织，任台盟华南总支部筹委会委员。从此，他积极参加了台盟的活动，为广东台盟的建立和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1958年，台盟广州支部成立，丘琳当选为第一届副主任委员。1960年至1963年，他先后当选为第二、三届主任委员。在担任广东台盟负责人期间，在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指引下，他努力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周围的同志，带头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60年代，丘琳已年逾六旬，当时台盟没有小车，从中大到市内开会，路途既远又不便，要转车和步行。但他很重视参加省政协、统战部等召开的各种会议，总是依时出席。每两周召开一次的台盟组织生活会，他也依时来参加，从不迟到或早退。偶然因病或需出席其他重要会议，必托人或电话请假。丘琳还十分关心爱护盟员和台胞，尽力帮助解决困难。如一位台胞结婚找不到房子，丘琳就把盟内主委办公室暂借给他，让他能办喜事。台盟机关干部生病，丘琳自己掏钱买来水果到医院探望，和蔼地安慰家属。一位台胞因工作需要，急需日语课本，写信向丘琳求援后，丘琳很快就把有关日语文法的书籍亲自送来，解燃眉之急。丘琳积极做好对外宣传工作，编写对外宣传文稿，以亲身经历，向海外亲朋故友说明新社会的优越性。丘琳先后当选为台盟总部理事，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届广东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他珍惜党和人民给予的信任和荣誉，认真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光荣职责，为国计民生、祖国的统一大业献计献策，辛勤工作。
丘琳在教育工作中为人师表，在生活作风方面也是如此。他虽是名门后裔，出过洋的教授，但始终保持生活俭朴、助人为乐的美德。他衣着朴素、不沾烟酒，对子女也这样要求，家中摆设也很简陋。这些情况似乎与一名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不相称。事实上，丘琳手中是有节余款的。但他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小家庭，他以国家利益为重，积极认购公债等。同时，常常慷慨地帮助有经济困难的远近亲戚、中大职工和台胞。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他常常把有关部门定期发给民主人士的“特种餐券”及困难补助等分给有困难的台胞和台盟机关干部。丘琳克己奉公，自律甚严，他痛恨以权谋私，亦绝对不为。如他的长子因被错划“右派”，长期找不到工作，他也没有找有关领导反映，而让儿子长期做临时工过活。“文化大革命”浩劫中，丘琳无辜遭受冲击，家被非法查抄，人被停薪隔离审查，但他保持晚节，在受审查时，坚持实事求是，不做违心事，拒绝写假证明，不愿为保全自己伤及无辜。他自认一生光明磊落，深深信赖中国共产党。
1972年1月18日丘琳因尿毒症导致心力衰竭，抢救无效而去世，终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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