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仲禧传略
吴仲禧()895—1983)，福建省闽侯县人。青少年时期的他思想进步，追求真理，投身福建学生军，参加辛亥革命。在大革命期，曾任师参谋长、副师长、代师长等职，屡立战功。大革命失败后，他积极参加邓演达、黄琪翔组建第三党的活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探索。1937年7月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利用国民党高级将官的特殊身份，积极开展抗日统战活动，掩护过许多革命同志和进步人士。解放战争期间，他继续留在国民党政府国防部进行地下工作，深入虎穴，不畏艰险，为配合淮海战役、渡江南下、追歼残敌作出了贡献。解放后，他先后从事政法、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工作，为法制建设和进一步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作出应有的贡献。正如组织上在他的悼词中所评价的：“在半个多世纪的斗争中，从一个爱国军人、旧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吴仲禧的一生，是为革命事业奋斗的一生。
吴仲禧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家庭，祖父曾在街坊当更夫，父亲在一间小布店当掌柜，一家靠其微薄收入维持生活。他父亲到40多岁才有些积蓄娶妻成家，婚后多年，连续生了两个女孩之后才生了吴仲禧，家境虽穷，晚年得子，倍加钟爱。
吴仲禧童年时，列强人侵我国，腐败的清政府丧权辱国，欺压百姓，民不聊生，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因家贫10岁才读私塾，后因不满老师对穷学生的歧视，转学到附近的铺前小学，但未读到高小毕业就参加了学生军。
武昌起义胜利后，福建宣布光复，孙中山号召光复各省组织北伐军集训待命。吴仲禧瞒着父母前往福建省临时教育厅报名参加了北伐学生军。先在福州东郊东岳庙集训一个多月，于同年11月30日奉命开赴上海待命。在集训时，他曾因回家拿衣物为其父母发现被锁在房里，后趁姐姐开门送饭之机，夺门返回军营。出发时，沿途乡亲欢送，其姐姐在队伍末尾发现矮小而扛着长枪的吴仲禧时，硬要拖他回家，但被他挣脱。
福建北伐学生军于12月初到达上海不久，奉命与浙江学生军编为陆军入伍生团，福建学生军编为第二营，孙中山就任大总统时，曾荣膺拱卫警戒的任务，他有幸接受孙中山的检阅。
辛亥革命很快暴露了它的刁；彻底性，随着清帝宣告退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政权落人北洋军阀袁世凯手里。陆军入伍生团亦于1912年5月奉命暂时资遣回籍待命。同年8月间接到召集命令后到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军官学校报到，吴仲禧在校学习两年；至1914年10月间又被选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学习至1916年12月毕业。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他被派往福建宁德的地方团队当候补员。在当时军阀部队中，对军校毕业生也有戒心；所谓候补员，实际上是半失业；为了维持生活，他招收了几个学生办私塾。
1919年，他在福州与闽北一个木材行经理的女儿王静兰结婚。王是一位贤慧而又深明大义的女土，夫妻结发60余年，始终互敬互爱，生育6男2女。吴一生历尽艰险，献身革命事业，而无后顾之忧，得力于有这样一个贤内助，在精神上、工作上、生活上给予他莫大的支持和帮助。
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平定广东，准备北伐，这使吴仲禧在漫长黑夜又看到光明和希望。
1922年10月许崇智率领粤军人闽攻占福州，他毅然投身许部，在龚师曾旅担任参谋。1923年春，他随龚旅开往闽东蒲田、仙游，5、6月间又经惠安进驻厦门、集美，不料却被北洋军阀臧致平部缴械，他只得与旅参谋长戴石浮逃回福州。
1924年初，吴约了保定军校同学陈维远、方幼璇二人同到广州寻找工作，经多方活动，接保定军校同学戴戟来信，邀他到肇庆西江讲武堂担任教官。同年]2月讲武堂结束，调到粤军第一师徐景唐部邓演达团担任连长，在随军开往广西讨伐军阀沈鸿英的途中，因病回肇庆就医，辞去连长任务。不久，又经戴戟介绍到粤军徐汉臣旅任中校主任参谋，在讨伐滇系军阀杨希闵、刘震寰战役中，徐旅奉命防守石井堵击，经吴仲禧建议改守为攻获胜，缴枪数千支。后吴因父逝世清假回闽奔丧，俟返回广东时，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已在厉兵秣马准备北伐。戴戟这时新任第四军第十师第三十团团长，吴应邀任该团团附。1926年7月誓师北伐，在汀泗桥战役中戴戟负伤，吴代理团长继续指挥战斗，与友军一齐攻打扼守汀泗桥的直系军阀吴佩孚部队，取得驰名中外的汀泗桥战役胜利。接着指挥第三十团参加攻占贺胜桥和武昌的战斗，第三十团首先攻占武昌敌守将刘玉春司令部。
在第四军攻占武汉后，部队进行了一次扩编，将原有两个师扩编为两个军，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吴晋升为第二十四师参谋长(叶挺为师长)。但不久，宁汉开始对立，蒋介石窃据南京、上海，勾结列强，直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为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新军阀。武汉国民政府在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土努力支持下，则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要继续北伐。这时吴调任第二十六师副师长、代理师长。1927年4月部；队经整训后在武昌南湖再次誓师北伐。
吴指挥第二十六师在第二次北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临颍战役中；在我主力部队受敌猛烈炮火阻击的紧急情况下，他率第二十六师迂回奉军主阵地东北炮兵阵地，攻占辛庄，断敌退路，配合我主力部队发起正面进攻，迫使奉军全线溃退，攻占临颖。战斗中第二十六师第七十七团团长、共产党员蒋先云身先士卒，英勇牺牲，七十六团团长沈久成也身负重伤；这两个团的兵力一个损失一半，一个损失五分之四。《铁军纪实》也认为：“自北伐以来，我军战斗之烈，伤亡之大；实以此役为最。”临颖战役击溃奉军主力，从而保证了北伐军顺利占领开封。但由于政治风云变幻，吴奉命于1927年6月7日从开封回师武汉。原来，此时汪精卫已在导演“宁汉合流”，共同反共。张发奎则决定要把部队带回广东，因而委派其同乡许志锐接任第二十六师师长，调吴仲禧为总部的副官长。当时吴不愿投靠南京政府，也不愿随张回厂—东，对部队打了胜仗反被调离的做法也有不满，当他办完移交手续随总部到九江时，便称病要求离职暂到庐山休养。不久得悉南昌起义，当时他无任何组织联系，颇有前途茫茫之感，只好返乡小住。
1927—1937年是吴仲禧致力于政治方向的探索和思想理论的学习的重要转折时期。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从黑暗看到光明；从旧营垒转入共产主义者的行列。这是他一生最大的欣慰。
在这段时间的头几年，他为了养家到处奔波谋职。1928年3月至12月在南京第四军新兵训练处任少将副主任。1929年3月至1930年、5月在陶峙岳的第八师第二十四旅任参谋。 1930年6月至1931年12月在朱绍良的第六路总指挥部任副官处长。1932年4月至1934年4月回到福建，先后担任福建水口内河护运处少将主任、省保安旅上校参谋长、团长等职。同时，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积极参加邓演达、黄琪翔、季方等人组建“国民党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前身，亦称“第三党”)的活动上，并被指定为福建省国民党行动委员会筹委会负责人，主张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反对蒋介石反共卖国。而早在1928—1930年在南京时，他结交了福建籍的进步青年林亨元、郑熙、卓如等，发起组织社会科学读书会，学习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科学的基本理论，这对他后来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打下基础。1932年，他回到福州后又与林亨元、卓如等创办了双虹小学，亲任该校董事长，作为掩护进步活动的据点。“闽变”期间，他参加“福建人民政府”黄琪翔主持的军事参谋团任高参，并组织福建国民党行动委员会，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各项活动。
“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他因参加“闽变”被蒋介石通缉，逃到广州，在余汉谋第一军挂参议名义。这时他感到第三党空有—些好的政治主张，却缺乏军事实力，往往要依靠—些地方实力派，而地方实力派出寸：自身利益，时而反蒋，寸而拥蒋，时而混战，在政治上靠不住。因而促使他更加认真地思考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1934年夏他在广州，由季方介绍认识了中共秘密党员王绍鏊，王请他设法通过关系以王受上海各界之托要求面谒陈济棠，他即设法转请陈济棠总部参谋长、原第四军同事缪培南代为引见，终于使王与陈达成在粤北边境江西红军与陈部队互不侵犯的默契，推动了赣南前线双方代表的直接谈判，为中央红军长征顺利通过粤北边境创造了条件。
1936年春，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随后中共中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吴为了急于奔赴抗日前线，不汁职位高低，前往嘉兴苏浙边区绥靖公署张发奎总部担任参谋处的上校作战科长，负责修筑国防工事。同时与在上海的王绍鏊取得联系，在嘉兴见了面，当他得知王是共产党人，感到十分兴奋，即向王表示要求参加共产党的决心，经王绍鏊、何克希介绍，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加人中国共产党，并由何为他履行了入党手续。从此，吴仲禧结束了大革命失败后长期的探索，终于加入了共产主义者的行列，踏上新的征途。当年他42岁。
“八·一三”抗战后，张发奎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吴调任总部少将高参，按照党组织指示在张发奎部上层进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张切实执行国共合作、全面抗战的方针。党组织并通知他将有一批原在上海做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进步青年，组成战地服务队到张发奎总部工作，希望他给予支持和帮助。嗣后，在整个抗战期间，吴仲禧一直同战地服务队中由中共特支领导的共产党员左洪涛、孙慎、杨应彬、郑黎亚等保持密切联系，主动掩护和配合他们做了许多工作。如1938年春，张发奎改任第二兵团司令时，吴极力鼓动张向浙江省主席黄绍竤要求归还曾划归黄指挥的战地服务队人员和建制。1938年夏，吴受命任阳新渡河指挥官，负责架设浮桥，他要求张调战地服务队同志参加动员民工的工作，由于深入发动群众，提前顺利完成了架桥任务，保证了大批抗日部队和重武器安全西撤，张因而受到陈诚的嘉奖。这都增加了张发奎对战地服务队的重视和信任，为以后中共特支在张发奎部队中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9年初，张发奎调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统辖广东、广西两省，吴最初在韶关长官部任少将军务处长，同年12月调任韶关警备司令。当时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是中共在广东的惟一公开机构，负责各方联系并从海外运人军用物资等事项。吴虽不便公开自己的政治身份，但与办事处主任云广英保持密切联系，并多次排除蒋介石特务对办事处的骚扰，办事处由韶关撤往桂林时，他还派人暗中护送到车站。他的这些活动曾被特务察觉，密报蒋介石说吴仲禧有“袒护异党嫌疑”，蒋介石电饬张发奎、余汉谋查究。张当时对吴有所袒护，与余联名拟了一个“查无实据”复电，并建议将吴调到柳州。1941年1月吴离开韶关到柳州任第四战区中将军法执行监，直到抗战胜利。在这期间，他一方面继续掩护和配合中共特支工作，一方面争取第四战区上层一些爱国将领如参谋长吴石、副参谋长陈宝仓等积极支持我进步力量的活动，后来他们在解放战争中进一步为我党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
1945年10月，吴仲禧作为第二方面军军法执行监随同方面军司令部进驻广州，主持审判、处决了广东维持会副会长、伪和平救国军总司令吕春荣等一批在广东的日伪汉奸，同时电解救了东纵一些被拘捕的无辜人员，并积极参加组建民主党派活动。 1946年初，李济深在广州曾指定蒋光鼐、蔡廷锴、李章达、吴仲禧等10人为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前身)发起人，他积极参加了筹备工作，并出席了在广州秘密召开的民主促进会成立会议。
1946年1月，国民党第二方面军改为广州行营，军法执行监部同时宣告撤销。吴调任南京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4月，吴前往上海，向地下党组织请示工作。由穗赴沪时，左洪涛曾托他带一封密信给当时在南京的周恩来，请示在内战即将全面爆发的情况下中共特支人员的去向问题。吴将密信交给王绍鏊转递，后来特支接到党组织的指示相机撤退。吴在向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张唯一、王绍鏊汇报工作时，提出要求去延安学习。经党组织反复研究，认为应利用他隐蔽较好的有利条件，继续留在国民党部队找个实职，从事军事情报工作。吴坚决按照党组织的决定，即前往南京活动，1946年9月经当时任南京国防部史料局长的吴石推荐，被任命为南京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他利用查案的便利，往返于南京、上海、广州等地收集军事情报。这时全面内战正在扩大，他根据党组织要求，在广东收集了蒋军第二线兵力情况，及时向党组织作了汇报。
1947年初，他到海口查办军统特务蔡劲军部属贪污案件，因蔡过去在韶关时密告吴未成，现见吴来查其部属案件，便指使人反诬吴有受贿嫌疑，后经国防部军法局调查并无实据，吴改调南京国防部中将部员。
1947年冬，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党组织希望他从白崇禧的“华中剿总”处搜集军事情报。吴即赶往南京，通过吴石的学生、“华中剿总”情况科长胡宗宪关系，定期从胡处得到“华中剿总”参谋处编印的作战态势旬报，内容包括国共双方的部队番号、兵力、主管姓名、战斗损失，既有文字简述、判断，又有态势要图、统计数字。组织上认为这是正式编印第一手资料，并有连续性，蒋军情况经核对属实，旬报中对我军的判断亦很可注意。旬报一直提供至1948年底，坚持不断。
1948年6月，吴调任国防部部员并被派往“徐州剿总”服务。这时正值淮海战役前夕，他接到命令即赶到香港请示了潘汉年、张唯一，组织上决定派他前往徐州报到，并通过吴石介绍面见“剿总”参谋长、同乡李树正，借机从总部机要室抄录了国共双方部队的番号、兵种、驻地等具体布置情况，然后托辞身体不适要去南京看病，及时赶赴上海向党组织汇报。
1948年，为了工作方便他从吴石家迁至吴石秘书龙舜琴家居住。1949年初，接到隐蔽在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地下党员鲁矗提供的汤恩伯签署发给沿江守备10个军军长的命令，内容包括江阴至芜湖江防各军的战斗任务和后勤补给的详细规定。这时因上海地下党联系人转移到香港，他当即经上海赶赴香港将情报交党组织转报中央。当时已是我军渡江前夕，国民党政府各部门纷纷撤退广州等地，他遵照党的指示，回到广州工作。在这期间，他继续争取爱国将领吴石(这时已与我党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和陈宝仓在福建、台湾为我方提供许多重要军事情报。后两人均不幸在台湾被蒋介石杀害。1949年6月，吴因获悉广州将进行大搜捕，才转赴香港。
广州解放后在穗港通车的第二天吴仲禧兴奋地从香港回到人民的广州。不儿天，叶剑英接见他，深表慰勉。
解放后吴历任广东省人民法院副院长、代院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省司法厅厅长、党组书记。1949年11月当选为民革中央第一届团结委员，1956年2月当选为民革第三届中央委员并连续当选为民革第四、五届民革中央委员。1955年5月当选为民革第一届广东省委会副主委。1958年他调至民革广东省委任常务副主委，以后连续当选第二、三、四届副主委。还先后被选为中共广东省第二次党代会代表，第一、二、三、五届广东省人大代表，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副秘书长、党组成员，第四、五届省政协副主席等职。他在政法、统战部门工作，一贯顾全大局，谦虚谨慎，兢兢业业。他长期刻苦学习，并非常关心和经常勉励机关干部和民革成员要认真学习。晚年时由于记忆力衰退，仍经常将重要文件、报告要点摘录，以加深记忆。他曾负责省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写下叶挺、蒋先云、吴石等已壮烈牺牲的战友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
“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隔离审查，他坚持真理，与极“左”路线进行斗争。粉碎“四人帮”后，他精神振奋，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进一步发展统一战线作贡献。
他非常怀念留在港台的故旧。解放后，根据组织指示继续做争取张发奎的工作。80年代初，李汉魂回国观光时，吴仲禧遵照组织的安排与李会见，畅谈别后的祖国巨大变化和繁荣昌盛，甚为欣慰。
吴仲禧严于律己，生活朴素。解放初期单位分配他住一座四房两厅的小楼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座楼房还被划出一半给另一位干部居住。他身边两个儿子只好分别住在稍加间隔的车房和阳台，一直未向组织要求改善居住条件。他对子女一向严格要求；总认为他们应在艰苦环境中锻炼成长。广州刚解放，他就将两个尚在高中读书的儿子送去南方大学学习，参加基层工作。抗美援朝开始，他又将另一个初中肄业的儿子送去参军，这个儿子后来曾长期在青藏高原工作；最小的两个儿子，一个当工人、一个务农，他从不插手他们的工作安排和调动。
1883年2月，吴仲禧因患感冒发烧引起肝肺感染住院治疗，组织上对他十分关怀，大力组织会诊。1983年6月15日午夜，他终因心力衰竭与世长辞，享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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