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所长、九三学社广东省委常委万洪富
这里记载着万洪富的经历，记载着一个普通科学工作者的奋斗和成长历程，记载着他在人生旅途跋涉的足迹。这足迹遍布天山脚下、南海之滨、大洋彼岸，在大地上写下了一位土壤研究工作者的宏篇巨著。
万洪富，四川成都人；1965年7月毕业于西南农业大学土壤与农业化学系；1965年9月至1978年8月在新疆阿克苏生产建设兵团勘测设计队任技术员；1978年9月至1981年8月，在中科院南京土壤所学习，获硕士学位；1981年9月至1993年10月，在中科院南京土壤所，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和研究员；1985年11月至1988年12月，在美国盐土实验室和美国加州大学Riverside分校土壤与环境系，访问学者；1993年11月起任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副导师；1998年5月加入九三学社。
万洪富主要从事土壤环境化学和区域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及规划。先后主持过国家攻关课题、国家基金课题、中国科学院重点课题、广东省自然基金、攻关课题及其他课题20多项，目前已在国内外主要刊物发表论文40多篇，专著2本。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
辛勤耕耘 科学研究结硕果
在西南农业大学毕业后，万洪富被分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事勘测设计工作，在新疆一干就是13年。这期间他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由于当时“农业学大寨”，新疆水利建设任务重，所以工作上倒是非常充实。原来在大学学土壤农化，适用面较窄；而搞水利勘探，与水工、土工、地质、地貌等不同专业的同志在一组，工作需要边干边学习其它学科的知识，他的知识面拓宽了很多。这期间，他的足迹踏遍了兵团农一师的每一个角落，对那里的每一寸土地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当时内地的专家都认为，戈壁滩的土地，沙包越多、越大，则越难改良。而万洪富却根据多年的野外工作经验，敏锐地看到：实际上戈壁滩的大量沙包地，只要推平后将盐洗掉，就是好地，而不应单纯以沙包的大小来划分土壤可改良与否。他的这一观点被专家们在区划时采用。他还经过深入的调查，收集了大量的数据，撰写了一篇实用性颇强的关于土壤基层分类的探讨论文，受到有关方面的好评。边疆的风雪使他经受了考验，工作上的成绩也使他迈开了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勤快、肯干、工作突出的万洪富从边远的阿克苏被抽调到省城乌鲁木齐市搞荒地资料整理与研究，继而又被前来一起合作的中科院南京土壤所的教授相中，鼓励他报考研究生。那一年是1978年，他34岁，功底深厚的他很顺利地考入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所攻读硕士学位，师从盐碱土专家王遵亲教授。研究生毕业后他一直在南京土壤所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和研究员。
从阿克苏到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到南京土壤所，万洪富用自己的苦干和实干实现了这种跨越。多年后再回想这段往事，他深有体会地说，“我在新疆的那13年，说实话真是学了不少别的专业知识，对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实际都是一个很大提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我日后从事研究大有裨益。”
黄淮海平原是中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之一，却由于盐碱危害而面临低产。1980年至1985年间，万洪富与导师王遵亲一道，作为主要骨干参加了国家“六五”攻关重大项目“黄淮海平原中低产地区综合治理和发展研究”。研究期间，他们在当地建立了生态试验站和试验基地，把多项研究成果推广应用于当地，有效地改良了盐碱土，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并从理论上总结了改良盐碱土的经验。该项目获中科院科技进步特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不仅如此，在这期间，万洪富还摸索出一种全新的碱化土壤的分类分级方法。常规盐碱土壤分类分级采用的是单一指标的分类分级方法，存在指标覆盖面不全的缺陷。他从一位搞数学研究的同事处得到启发，试图从数学的角度出发，运用不同的项目来计算指标的总体分布。当时根本没有计算机，万洪富和他的数学同事一起用计算器投入了复杂繁琐的计算中。经过反复计算，他们终于摸索出《综合数值分析法》。这个方法比常规的分类分级法，更加科学，更加准确，将此方法应用于黄淮海平原碱化土壤分级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认可。后来，东北、新疆的碱化分级都采用了此方法。美国、印度、匈牙利等国学者也来函索要论文，对此分级分类方法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万洪富也以此撰写了硕士毕业论文《黄淮海平原盐碱土壤分级的研究》，初露锋芒。多年后，他去台湾进行学术交流时，一位素不相识的搞盐碱土的专家仍极力推崇这个方法，并说具有很强的科学指导性。
1985年11月至1988年12月，万洪富在美国盐土实验室和美国加州大学Riverside分校土壤和环境系作访问学者。这期间他的研究从土壤化学领域拓展到环境科学领域，一直从事“植物——土壤体系中生命元素硒（Se）的循环”的研究。硒在人体中被称作生命元素，缺硒会引起病变，如克山病；硒过量，同样会引起中毒，如头发的大量脱落等；而硒的适宜区间却又相当窄。因而环境中硒的含量对人体的健康有着极大的影响。万洪富在美国期间研究成果颇丰，在《美国环境质量杂志》，《土壤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并被SCI收录。1988年底，尽管导师再三挽留，万洪富还是毅然辞去美国的工作，回到了祖国。回国后，万洪富对生态环境和环境保护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1990年至1993年，他被抽调到中国科学院院部，参与国家“八五”重大科研工程项目“中国生态网络”的立项工作。当时，中国科学院决定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54个农、林、水、草的生态站组织起来，通过科学论证，从中挑选28个站建设“中国生态系统网络”。这28个站有统一的水、土气、生的监测项目和共同研究内容的研究课题，通过网络的对比研究，以期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取我国生态研究领域的高水平研究成果。为此，中国科学院从相关研究所中抽调了十几位高水平研究人员组成了“总体组”。万洪富作为总体组的负责人之一负责生态站的建设。这期间，他不计名利（因为这不是一个研究项目，不可能公开发表文章，成果也不能获奖），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长白山麓、内蒙草原、新疆戈壁、西双版纳、海南、大亚湾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并据此写了大量的研究报告，为网络争取到世界银行的贷款和国家计委立项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生态网络早已启动运行，万洪富却离开了网络的工作。如今这些在野外台站工作的科学家们，提起万洪富，都会赞许他的不凡业绩。
1993年底，万洪富调来广州，同中科院相比，广东省的研究所不论研究任务、研究力量，研究环境都与之大不相同。万洪富并没有气馁，而仍然将所学知识用于广东省的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中，并取得了成功。
1995年，受曲江县政府委托，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主持研究了“曲江县三高农业发展规划（1995——2000）”课题。当时，万洪富和他领导的规划小组不过7人，除万洪富外，其余6人，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其中年龄最大的不过33岁，有3位是新近毕业的研究生。然而他们却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跑遍了曲江县的23个乡镇，经常加班加点，通宵达旦，忙得一个月回不了一次家，终于拿出我省的第一份县级区域性的“三高”农业发展规划，并通过了县人大立法审议。省政协专家组在论证意见书中些写道：“这一工作不仅对推动曲江经济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对于加速我省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探索山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模式，都有重要的作用。”
过去，广东省土壤所的工作，仅局限于山区。农村，这显然限制了土壤所学科的发展，也不利于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万洪富带领所里年轻的科技人员四处联系，多方出击，先后完成了东莞、江门、珠海等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环境课题。
万洪富并不仅仅满足于此，他又把目光瞄准了非点源污染的控制研究上。在注重环保的今天，非点源污染已是国际研究热点，1998年全世界此方面论文就有2000多篇。对于水质污染，国内目前只有点源污染受关注，如对某个化肥厂，印染厂污水对环境污染的监测，这些是固定点的污染情况，但实际上农业污染中非点源污染还很严重。每年农业施肥后，部分化肥被植物和土壤吸收，而吸收不了的化肥只好随雨水或江水渗透到水体，引起水体富营养化，进而引起水藻的疯狂生长（如太湖的蓝藻、海洋的赤藻等），导致水中缺乏氧气，水中生物大量死亡。此种非点源污染不但污染面广，而且危害大。对此，万洪富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总是想方设法利用一切机会作宣传工作，以期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1998年省人大开会时，他在发言中就环境问题展开阐述，引起了珠海市市长黄云龙的极大兴趣，也因此达成了由研究所研究珠海市非点源污染项目的协议，预期用3年时间，从方法上、结构上系统地搞清楚微弱负荷情况。这个项目的研究对指导整个广东省乃至全国的非点源污染研究及其控制都有重要意义。
研究工作是艰辛的。他们在珠海市斗门县乾务镇租了间民房，监测整个夏天的降雨情况，不分白天黑夜，随下随采。研究人员要在暴雨中采样，观测化肥农药在下雨后流入水体的情况，需要监测整个降雨过程，而且暴雨强度越大，包含的信息就越多，使用价值越高。土壤所水保室主任王继增动情地说，在第八号台风袭击珠海期间，他们就冒着暴风雨，每5分钟采一次样，从下午3：00一直采样到晚上3：00，连续12小时艰苦作业，第2天早晨8：00又开始采样，连续三天如此，而年已五旬的万所长也和年轻同志一道，一直战斗在最前线。珠海市科委和环保局的领导对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给予高度的赞扬。目前这项工作仍在紧张地工作中。
由于万洪富在学科上的卓越造诣，除了本职工作外，还兼任中国土壤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土壤学会理事长、广东省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广东省生态学会副理事长等社会职务。
开拓进取 研究所换新颜
万洪富既是一位出色的科研工作者，也是一位成功的管理者，他任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所长以来，不仅完成了从典型的科技型人才向科研和管理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的角色转换，而且，在他的领导下，短短的几年时间，研究所的面貌焕然一新。
1993年，广东土壤研究所正处于新老交替的关键时期，而当时的广东土壤所与万洪富就职的南京土壤研究所相比，无论是从基础设施、人才配备，还是科研成果方面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求贤若渴的广东省科学院的领导，选中了曾到广东土壤研究所考察过的万洪富，力邀其担任所长。面对这诚意的邀请，年已40多岁、科研处于“黄金时代”的万洪富，离开了研究条件较好的南京土壤研究所，毅然来到广东省土壤研究所，走马上任。
当时的高尚省土壤研究所，人才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陈旧，管理模式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研究所如何加快发展摆脱困境，是摆在万洪富上任后的第一道难题。他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深深地意识到要改变研究所的现状，必须拓宽研究领域。为此，一方面要装备一些先进的仪器设备，使之适合与研究开发工作的需要；另一方面是通过人员的合理配置和人才结构的调整，引进和培养较高素质的研究人才，通过软硬件建设的结合，提高研究所综合研究开发能力。
上任伊始的万洪富，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进一步提出和完善土壤资源研究中心项目的设想，并力争省委和省政府的支持，最后由卢钟鹤副省长亲自拍板，拨出专款，建成了广东省土壤资源环境研究中心。投资400多万元的研究中心配置的土壤学、生态学和农业环境研究测定的仪器设备以及信息系统设备，具有九十年代先进水平，在全省的科研所和大专院校中堪称一流。能够完成植物、土壤、水和其他对象的有机、无机分析。研究中心已成为土壤所对外联系的窗口，对土壤所的科研开发乃至凝聚人心士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95年，为了进一步拓宽研究开发领域，对研究所发展有了更深入思考的万洪富提出了广东声土壤研究所易名的建议。1996年，“广东省土壤研究所”更名为“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从表面上看改名似乎只是简单的增加了几个字，而实际上是拓宽了研究的领域，深化了研究的内涵，给土壤所带来了新的生机。
事实上，土壤资源环境研究中心的建成与土壤所的易名对研究所科研开发工作的促进是有目共睹的：1993年前，土壤所申请的省自然基金项目很难入围，而1994申请7项，获准2项；1995年申请5项，获准2项；1999年已申请批准12项......。自1995年以来，土壤新增科研项目近40项，其中承担国家、省基金、省科技攻关等项目27项；取得省级以上科研成果12项；获省厅级奖8项；出版专著（含合作）6部；创下了建所以来最好成绩。衡量一个省级科研所专业水平的标准，很重要的是看其每年承担及完成的国家和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数量。从这组简单的数字比较，不难看出土壤所的确在不断进步之中。
科技是根本，人才是关键。土壤所今天的进步，离不开全体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离不开省政府、省科委、省科学院的支持。但人们也不会忘记，作为一所之长的万洪富在培养人才、引进人才方面所付出的心血，刚到土壤所时，万洪富就注意到所的科研售货员的情况：全所仅有3名硕士，没有博士，而且，这只硕士已萌去意；无论所一级的领导班子，还是拥有研究员职称的业务骨干，最年轻的是万洪富自己。这样的人才结构怎能保证工作的跨世纪延续？他深知，要改变现状，当务之急是培养人才和引进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万洪富亲自向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自己熟悉的著名科学家联系，请他们帮助培养在读博士生、硕士生。几年来，已派出攻读博士学位7人，其中3人已获博士学位，3人获硕士学位；此外还制定优惠政策，引进所需人才。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引进了十余名硕士研究生充实土壤所的专业队伍。随着派出学习青年骨干的陆续回来，现在，土壤所年轻的副研究员以上的高级专业人员已达18人。相信随着优惠政策的延伸，将有更多的年轻的高级专业人才充实到土壤所来。
万洪富爱才若渴，惜才如金。他不仅注意引进，培养人才，更注重爱惜人才，留住人才。俗话说，留人先留心。要稳定科研人员，首先在生活上要为他们排难解忧。1995年，土壤所新落成的宿舍楼开始分配了，这给长期是“住房困难户”的土壤所带来了福音的同时，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敏感焦点。经过几上几下的讨论，所长万洪富宣布拿出20%的新房“倾斜”给技术骨干。这一决定在所里引起了极大反响。经过几年的努力，现在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已经脱下了“信房困难户”的帽子，做到居者有其屋。
知识分子最大的愿望是为祖国的富强的民族的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最大的要求是自己的劳动得到社会的承认的尊重。爱惜人才、留住人才，最终是为了使用人才，所里不断给青年人提要求、压担子，把他们推到科研第一线，推到科研负责人的岗位上。目前，全所一线的专业人员中，90%以上年龄在45岁以下，所一级领导的平均年龄低于45岁。一支以青年人为主的业务骨干队伍已经建立并发挥作用。
一位年仅30多岁，博士生毕业的副所长感慨地说，土壤所能留住人，不是靠优厚的待遇（广东省生态环境和土壤研究所地处市郊偏僻地区，人均收入也不高），而是感情留人，是万洪富所长他那独特的个人魅力、领导艺术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吸引我、感染我、留住我。
通过万洪富和全所同志的努力，土壤所这几年来整体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1993年人均奖金每月才10元，1999年全所人均福利收入已达7000元。全新的办公楼和办公桌椅、新建成的羽毛球场、改建的蓝球场、大小会议室、全新的职工文艺活动厅均已投入使用。对于这些变化，感受最深的是土壤的同志。“两院”其它所的同志谈到这些变化无不感叹土壤所是引进人才、改变面貌的典型。
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研究所如何由科技事业型向科技经营型转变，以适应市场的需求，是摆在万洪富和他的同事们面前的新的课题。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土壤所也不是避风港。要在市场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就要改变过去那种“等、靠、要”的旧观念，主动走向市场，把科研和科技开发与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万洪富和他的同事们正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为基层经济建设服务，是土壤所的一个新领域。几年来，在万洪富的带领下，土壤所已与多个市县合作，完成或正在完成多项科研项目：
继完成《曲江县“三高”农业发展规划（1995——2010）》之后，1995年应河源市市长黄煜祯的邀请，万洪富和所的同志一道，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踏遍灯塔盆地的三县十八镇，完成了17万字关于盆地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方面的报告和一批图表。这份科学性强、内容详实的报告，给当地带来了商机，促进了全市“三高”农业的发展。
东莞清溪镇是全国23个国家级社会发展综合区，为了达到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同步发展，成为21世纪污水最少排放区，土壤所正与当地政府合作......
这一项项科研开发的成果，给土壤所带来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为土壤所在“断奶”后的生存和发展摸索出一条新路子。
在科技开发方面，土壤所也迈出了新的步伐，与私营企业合办的“广州富田复合肥股份公司”已开始专用复合肥的试生产，并取得了国家颁发的生产许可证，产品增产效果在10%以上，深受用户的好评和信任，这意味着其有良好的市场前景；此外，一个集科研示范于一体的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正在增城建设之中。
透过这一切，人们有理由相信，在深化改革的大潮中，经过万洪富和同事们的努力和探索，土壤所会有更美好的明天。
参政议政 建言献策创佳绩
万洪富不单科研上屡有建树，在人大和民主党派的工作中也充分发挥了党外知识分子的作用。
在1998年9月召开的社省委四届二次会议上，万洪富被推选为委员、常委，1999年3月担任社省委科技经济委员会主任。
作为九三学社的一员，万洪富深感民主党派成员责任重大，他以满腔的热情投入了社务工作，利用自己博学的专业知识为参政议政服务，以学者的求实作风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参与我社的参政议政提案和政协大会发言的起草讨论工作，力求使建议具有严肃性、科学性和可行性。他强调，要提高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水平，必须依靠群体的力量，深入实际，通过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这样才能使意见，建议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实践价值和参政意识，才能使参政参到关键处，议政议到点子上。
1999年5月，万洪富主持了社省委科技经济委员会的“广东金融问题讨论会”。这个会议围绕我省的经济金融整顿工作展开了认真的讨论。会议形成了〈对聘请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担任金融监察员，健全我省金融社会监督机制〉的建议。这个建议直接报送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同志。李长春书记作了重要批示。为落实李长春书记的批示，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已着手聘请金融监察员的准备工作，并在1999年7月份派人到社省委听取意见。
1998年底，社省委决定就我省的土壤污染问题提出建议，作为在1999年政协大会上的发言。万洪富在生态环境与土壤方面有比较广泛、深入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他提供了大量广东省在环境中的农业化学品污染、重金属污染、污水污染、垃圾污染、酸沉降污染和放射性污染等方面的材料，并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提出了中肯的建议，由此而形成了〈对我省土壤污染问题的几点建议〉。这个建议成为黄明度主委代表我社在1999年全国政协九届会议上的发言，这个发言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
万洪富1998年担任九届省人大常委职务，当时土壤所正处在转型阶段，作为一所之长，肩上的担子十分沉重。但是万洪富没有忘记一位人大代表的责任，在参加人大会议期间主动履行职责，参政议政、就国家提出的重大方针政策，社会上的焦点、热点问题及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积极建言献策。
1999年在人大会议通过“珠三角水质保护条例”时，当时条例提出2010年规定污水处理率达80%，万洪富对珠三角水质情况和管理现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对污水处理实行分段管理而不是一次到位，应该分阶段到位”和“对污水处理2005年前达到40%”的两点建议，这两点建议都被采纳，“珠三角水质保护条例”也作了相应的修改。
在1999年9月的人大常委会审议〈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草案）〉时，万洪富提出树木与花草、草坪对生态环境和城市居民居住环境的影响是大不一样的。树木的作用要大得多，生态功能也重要得多，而且种养花草和草坪虽然容易，但管理比较难，要施化肥农药，对环境会产生负面影响，由此而提出〈条例〉要特别强调加强对树木的强制性保护。万洪富还提出在〈条例〉的组织实施中，往往省、市做得比较好，县、镇一级就差一点，因此要特别加强县、镇一级的领导。
万洪富在人大的工作中，以他渊博的专业知识，深入透彻的分析，中肯的建议受到领导和有关方面的关注，“环保专家”几乎成了他的名字。
面对成绩，万洪富表现得很淡定。该所副所长林锡奎则说：“万所长具有儒将风范，是一位爱思考的科学工作者。他站得高，望得远，分析问题透彻，往往一语中的”。他却说自己没有什么秘诀，只是喜欢“脚踏实地，干一行、爱一行”而已。是的，“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这正是成功的秘诀。
(编者按：姚志彬同志于2002年6月当选为九三学社广东省委会主任委员；2002年12月当选为九三学社社中央常委；2003年1月当选为广东省政协副主席；2003年3月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2003年4月被任命为广东省卫生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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