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呆久了，就有点飘然的感觉。一方面是亲身体验，受到广州小变、中变的鼓舞；另一方面是耳濡目染，受到各种传媒的强力灌输。于是乎，做人也似乎多了几分底气、豪气，甚至于天下之大，国土之阔，唯我广州、深圳独领风骚耳。近日，本人去了一趟温州，始觉外面世界同样精彩，有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不看不知道，一看吓几跳”，不是吓一跳。温州人已经爬过沟、越过坎，大踏步地上来了。以前说“可怕的顺德人”，今天变成了“可怕的温州人”，这是事实，由不得你不承认。短短数天的学习考察，原先的优越感渐渐消失，取之于更多的是对广东未来的研判和理性思考。
一、 温州人的精神与个性
温州人的精神气质与个性很难用几句话来概括，但流传下来的顺口溜还是可以窥视到温州人内心深处世界和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特殊气质。比如说：“温州人睡得了地板，也当得了老板”，吃苦耐劳的精神是他们的骄傲之一。创业初期，温州人大部分时光在挤火车、汽车中度过，没有位置，就钻到别人的椅子底下睡一觉，打地铺也是家常便饭。又有人说：“上海人有一块钱就要打扮，广东省人有一块钱就要出去游玩，北方人有一块钱就要去神侃，温州人有一块钱也要做老板”。看来，当老板，敢创业，不畏劳苦，应该可以算作温州人的精神与追求，这一点已无疑问。从上个世纪80年代温州人走南闯北，做补鞋匠、贩卖衣服、开发廊，鼓捣小五金、小塑料等开始，至90年代初期初步完成了具备老板质素的原始积累和创业资本的原始积累，进而开始在全国各地和温州本地进行二次、三次创业。到目前为止，温州已形成鞋业中心、服装中心、低压电器中心、制笔中心、打火机中心等全国性的产业中心、产品集聚群体，千千万万的私企、民企在温州这片肥田沃土上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温州人梦寐以求想当老板，也善于做老板，不但成为理念，而且在实践上已经作出了响亮的回答。
做“老板”好不好？当然是一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但有一点不可否定，就是他们具有一种对生活、生命、劳动的无比热爱，有一种不懈追求生产、产业（生产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起决定作用）发展的不竭动力，而不是小富即安，富而思退，或者甘于贫穷、甘于落后，仅这一点就已经够了，理应得到人们的肯定。比比有些欠发达地区、落后地区，成天强调客观条件不行和政府支持不够，或者干脆等救济，天天晒太阳，不是从中得到一些答案吗？
温州人精神气质从何而来？我没有考证。我细细揣想，觉得广东潮汕人和温州人之间有较多相同之处（当然他们之间有不少不同的地方，这里不予讨论）。比如他们有相同的地理、地缘、环境、历史、人文背景，他们一样面向大海，一样的地少人多，一样的老乡情结和个人奋斗、团队意识，一样的远离省城而又相对偏处一隅（现代交通发展才拉近距离），这些都应该是塑造、积淀地方文化和精神气质的共同根基。时至今日，我觉得温州人又多了一层现代意识、创新意识、信用意识和市场经济意识，尤其是信用意识、市场经济意识走在全国各地前列。
二、 代表了经济发展中一种方向、一种未来
温州的经济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是从风雨中过来，而且也走过弯路，有过阵痛和困惑，尤其是“温州模式”更是改革开放以来国人议论的热点之一。可以说，当时“温州模式”并不为人们特别是众多经济学家看好。改革开放以来，地方经济发展种种模式应运而生，经济发展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有的因地缘而成，有的以人缘而成，有的多种因素交织而成。在这方面，在浙江有以私人经济、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温州模式”，在江苏有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苏南模式”，而在我们广东，则有“顺德模式”、“南海模式”、“东莞模式”。而各种模式的优劣亦是人们争论的话题。我认为，评价某种模式孰优孰劣，关键是不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现在温州的实践已经作出回答，以私人经济、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温州模式”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而有的模式已经静悄悄的收场或者已注入了新的元素。
“温州模式”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还不就是产权明晰，法人治理结构有效吗？它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当今流行的所谓制度经济学也是不谋而合的，因之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虽然它还要升级，还要解决深层次延留的问题，但它代表了经济发展中的一种方向、一种未来，这是不容置疑的。
温州市有700多万人口（在外创业也有数百万人），下辖有三区七县（其中二个县级市），城区面积据说已达100余万平方公里；2001年全辖实现GDP达933亿元，地方财政收入63亿元，银行不良资产占比（一逾二呆）仅6%。市政建设气概不凡，市容市貌美观整洁，连步行街也具有很高水准（设计和整饰水平超过广州上下九路步行街）。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地理僻远、交通闭塞（仅有一条小公路）的温州市已经拥有机场、铁路、高速公路、港口直通海内外，具备了向大都市过渡的基本框架。其中不少经济指标已让我们广东经济实力靠前的几个地级市汗颜，并且感受到压力。在这里，政府省心，只负责“搭台”，依法行政，放手让广大市民和企业家“唱戏”，去发展经济。企业和个人讲信用成为自觉自律的行为，诚信视为“通衢大道”，失信则为“过街老鼠”；银行经营环境宽松，“老赖”没有生存环境与土壤。人民银行的工作也相对轻松，少有违法违规经营和过重的历史包袱，可以集中精力履行金融监管和服务职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安全区”。这和某些地方天天在唱创建“金融安全区”成天壤之别，实际上唱者中有些地方往往就是最不安全的。从不安全到安全何其难哉。现在看来，金融安全对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又是何等重要啊！
在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兴许太急于发财，也搞过劣质皮鞋、劣质皮包、劣质服装、假冒人家的东西，并在国人心中造成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温州还一度成为假冒伪劣的代名词。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很低档次的错误，但他们却能痛定思痛，硬是以10多年的努力和巨大的代价去营造和建设温州形象和产品品牌，这多么不容易。温州市提出以“质量立市、名牌兴业”，以优势产品和名牌产品为龙头、为基础，共同打造温州市这个大品牌和城市形象。把城市当作品牌来维护、来经营，这也是一件新鲜事，温州人做到了。比如说服装，说起“报喜鸟”、“庄吉”、“夏蒙”、“美特斯·邦威”、“森马”，它们都是家喻户晓的中国名牌，但你知道吗？他们的故乡都在温州。原来宁波的服装业异常强劲，现在也不得不对温州“刮目相看”，“宁波小心一点，温州就在你的身边，而不是身后”。现在温州全市共有服装生产企业2500多家，2001年完成服装总产值260多亿元，占全国的十分之一。
当然，从深层次来考察，“温州模式”也不能就此固化和过分陶醉其中，它还需要创新、需要进一步提升，要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大的勇气给“温州模式”赋予新的内涵。初步判断，温州在新一轮的创业发展中，面临着：第一，如何进一步做强做大私企、民企的问题。“温州模式”的弱点普遍规模较小，大量采取单人业主制，它虽然适应性强，机制灵活，成本低，但必须有大型、或者超大型的龙头企业带动，才能在激烈竞争中取得优势。近期，温州市打火机行业遇到欧盟“CR”标准的狙击（温州市用低廉的打火机占领了欧盟高层，因而欧盟考虑通过“CR”标准，禁止售价在2元以下，没有安全锁装置的低档打火机进入市场），就是一个信号。第二，如何从传统企业、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变的问题。温州有大批的小老板、中老板，但更需要现代企业家和现代意义的大企业，企业制度的创新像大山一样横亘在温州人面前。第三，从上面二个问题引发，还带出中小企业普遍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研发力量薄弱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是人才的集聚度不够，没有形成“洼地效应”。
三、 打造“三大链条”，提升明日温州
为了应对入世，为了取得新一轮经济竞争的优势，也为了解决延存下来的历史问题和潜在问题，温州人居安思危，主动出击，提出重点要做好三件事，即围绕三大链条（培育产业链、扩大销售链、打造信用链），全面提升明日温州。
围绕培育“产业链”，进一步把行业做大，企业做强，产品做优；围绕扩大销售链，进一步提高产品的国内外市场占有率，温州市已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措施并在付诸实施，这里重点谈“信用链”的问题。温州提出建设“信用温州”，并提出大力打造“信用链”，树立温州区域品牌和企业新的形象构想，是基于自身特有的理解和认识，是富有新意的。温州人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企业的信誉（信用与名誉），而我们的企业最缺少的也就是信誉。未来，没有良好信誉的企业是越来越难以生存。这是因为，第一、竞争越激烈，信誉就越值钱。当消费者没有选择的时候，生产者可以不讲信誉；当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产品时，没有信誉就意味着没有生意。第二、企业信誉的价值、品牌的价值与民众的收入水平有关。人们的收入水平越高，越愿意为信誉付费。在低收入社会，是“一分钱一分货”，而在高收入社会或有相当数量的高收入群体时，就是“十分货百分钱，九分货不值钱”，这就是信誉方面的“赢家通吃”，或者说是信誉、品牌效应，目前在中国这种现象已相当明显。没有品牌的企业最多只能赚加工费而不可能赚品牌利润。进一步说，如果一个社会企业整体信用不高，大家都骗来骗去，最终的结果是大家一起“没饭吃”。从这个意义上说，信用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条链，在信用链上每一个结点都要有信用，每个人都要有信用，每个企业都要有信用，最后企业、政府、国家才有信用。哪个链条断了，就会影响整个社会经济运转，信用链可以说是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城市、一个社会的一条生命链。为此，温州市提出力争通过几年的努力，在原来的基础上，推动全社会信用环境优化，基本形成符合国际惯例、较为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目前温州市还启动了较高层次的信用工程建设。看来，温州人确实踌躇满志、雄心勃勃，不知道他们又瞄上什么目标，要干什么大事儿，总之，他们似乎总想让世人吃惊！
四、 几点有益的启示
从温州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几点有益的启示。
第一， 必须时刻保持强烈的进取精神和良好的企业氛围。温州人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这是社会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宝贵财富和不竭动力。实际上，温州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并不好，跟我们广东一些欠发达地区的状况也差不多，但他们进步了，进步的势头而且很猛，这不由得我们不深思。广东既有发达地区，也有大片欠发达地区甚至落后地区。珠三角发达地区，近年有的地方也滋生了一种“富而不进，小富即安，追求享受”的思想，甚至已经出现相当一批食利者阶层。靠收租、卖地、红利股息，活得很滋润，创业斗志却日益消沉，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因此江总书记提出的“致富思源，富而思进”，不是没有根据的。在欠发达地区，也存在精神不振、得过且过，成天玩弄数字游戏的现象，人才劳动力外流，都不愿意留在本乡本土创业发展，久而久之，就越来越落后，也使广东出现愈来愈严重的地区经济差异，经济发展的重任似乎就仅仅是广州、深圳等一些地区的事情。区域发展不协调已经成为广东最大的心病。最近，李长春书记在省九次党代会的工作报告中就非常突出地强调了这一点。浙江人均GDP和人均收入高于广东，就是做好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看来，倡导一种适合广东社会经济发展的精神文化，把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出来，进而形成良好的创业发展氛围确有必要。
第二， 实施品牌战略，全面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和信誉度。有人认为，大连的发展模式为环境经济模式，青岛的发展模式为产品经济模式，上海、广州、深圳则可称为综合经济模式。“青岛模式”是通过大力发展工业名牌，形成以名牌企业集团支柱的工业体系，进而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和信誉度。青岛的“五朵金花”海尔、海信、澳柯玛、青啤、双星声名远扬，温州也走的是这条路子。温州的品牌战略已经从零起步，现在已经在多项产业、众多产品中创造了几十个名牌。品牌是什么？品牌是质量，品牌是技术含量，品牌是信心，品牌是支柱，一定要打造自己的著名品牌，最终获取品牌高额利润，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才能体现出来。广东各地应该根据本地实际，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模式。大连的情况很特殊，单纯环境经济模式较难奏效，也不能长久维持。只有以质量立市，品牌兴市，努力培植有竞争力的支柱产业，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目标才能较好实现。
第三， 要坚持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这方面，温州既给我们提供经验，也给我们予以警示。在谈到温州深层次问题时，已经触及到这点，这里不作进一步探讨。广东中小企业的数量不亚于江浙一带，但民营、私企的质量总比不上人家，总难成大气候，原因何在？是外部环境原因还是企业内部原因，或是经营者本身的素质及精神气质方面的原因呢？政府要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经济发展要靠千千万万的企业家和实施多种制度的企业，政府的职能要尽快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社会公共服务上，使经济发展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高境界。
第四， 各级政府要树立正确的金融发展观和经济金融互为关系的理念，理解金融、关心金融、支持金融，共同建设“信用广东”。温州市委、市政府支持金融，尊重金融规律，不干预金融，为金融部门改革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反过来，金融的平稳、健康发展又使其有更大的力量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搞好金融服务，体现了双赢的良性局面。关于经济与金融的协调发展问题，有人作过分析，认为上海、江浙一带属于经济发展快，金融风险小的类型；西北、西南等类地区属于经济发展慢、金融风险也不算大的一类；而广东则属于经济发展快，金融风险也大、金融问题也多的一类。广东出现这种情况，主观、客观、内部、外部原因都有，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人民银行和各家商业银行从前几年开始已加大力度，不遗余力地在努力解决金融问题。省政府及各级政府也很重视，采取了非常果断、坚决的行动，国家和中央政府各部门也给予很大的支持。现在的问题是再也不能重犯过去的错误，新问题不要再出现，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新形势下也不允许这样继续下去。相信再经过几年的努力，广东如能解决好这一棘手问题，广东经济发展后劲乏力的局面将会得到极大改观。
（作者系民建会员，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统计研究处副处长 曾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