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2日，北京大学荚杰交流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央党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部门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广东工业大学等大专院校的学者和台湾学者120余人汇聚一堂，参加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可拓工程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中国管理科学院院长田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常务副主任陈晓田等领导和专家亲临大会现场，广东工业大学党委书记陈年强也参加 了会议。中央电视台于次日报道了这一消息。这标志着中国人创立的新学科——可拓学，从基础研究步入了以应用与推广为重点的新阶段。可拓学的创立者，就是广东工业大学研究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蔡文。
一
战火纷飞的1942年，蔡文出生在广东澄海的一个农村家庭。艰苦的生活磨练了他坚毅的性格，也培育了他勤奋好学的精神。他自幼酷爱数学，对这门别人视为枯燥的学问甘之如饴。1959年，蔡文成为当地第一个考入中山大学数学系的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工学院(现为广东工业大学)当一名数学教师。
正当蔡文打算在数学天地里尽情翱翔时，他却被派到农村搞“四清”，接着又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10年的岁月，蔡文是在农村、干校、工地、工厂度过的。然而，坎坷的命运并没有磨灭他对数学的痴爱，在业余时间，只要有一张纸、一支笔，他就会立即进入神奇的数学王国，并且用他那被数学训练得周密而富有逻辑的大脑思考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用数学知识去解决这些问题。有一天，当他设计一个小工厂的平面配置时，他发现了经典数学的不足：一处长80厘米的地方要放长30厘米的电机和60厘米的变速箱。正当他发愁时，厂长点拨说：把两件东西叠起来放不就行了。蔡文茅塞顿开。这件事引起了蔡文的深思。他发现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人们经常会碰到“条件”和“目标”相矛盾的问题，按通常的办法是解决不了的。但许多聪明人脑袋转个弯，就把“不行”变为了“行”。那么，这些“转弯”有没有规律可循?能否用类似数学的程式来表达?蔡文若有所思，一个想法逐渐在他脑海里形成，尽管还十分模糊。
1972年底，蔡文重返校园。这时学校已改名为广东矿冶学院并迁址至粤北南华寺。清幽的南华寺，为蔡文提供了一个静心读书、潜心思考的绝佳环境。他从图书馆借来一大堆经典数学著作苦读，试图从中寻找解决不相容问题的方法，但他发现，经典数学只研究解决现实世界中互不矛盾的相容问题，却很少研究或回避那些相互矛盾的问题。他想，矛盾的问题在大千世界里是大量存在的，作为一门科学，如不去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就有很大的局限性。他下决心在这个充满矛盾的世界里，探索出一条解决不相容问题的可拓之路。
然而，要开拓一条新路谈何容易!搞研究，既没有研究室，也没有助手。但蔡文把困难置之度外。
每当为学生上完课，蔡文就带着馒头一头扎进图书馆。累了，就闭目养神一会儿，饿了，就用凉馒头充饥。一千多个日夜，在粤北山林里冥思苦想，在寺院昏暗的灯光下耕耘，与哲学家探讨，和数学家争辩，昼夜的界限在生活中模糊，节假日的概念在脑海中消失……
1978年9月，通过对大量不相容问题的研究，一篇长达80多页、以不相容问题及其相互转化为中心的开创性论文<可拓集合与不相容问题)，终于在蔡文那简陋的斗室里问世了。他迫不及待地把它分别寄往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通报》和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
此后，他天天翘首以盼，望眼欲穿，收发室的门槛也被他磨去了一层。在焦虑中煎熬了四个月，他收到的却是《科学通报》没有任何评价的退稿，而数学研究所更是音讯全无。
满山的树叶，谢了又发，发了又谢。蔡文等待了一年又一年，时间吞噬着他的自信心，莫非自己的论文真是一堆废纸?还要不要继续研究下去?蔡文陷入了无边的苦闷彷徨之中。他把论文又拿出来，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验证，反复推敲，他发现，论文的确存在着不少欠缺，但数学工作者的直觉告诉他，这是一块荆山之玉，只要精心雕凿，定会发出灿烂的光彩。他决定，不管将来成功与否，都要坚持下去。
成功属于执着而不畏艰难的人。几载苦研，数易其稿，这篇论文终于在《科学探索学报》上发表了，立即在国内外学术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国内一些教授、专家写了书面鉴定，认为蔡文“提出了一个介于数学和实验科学之间的新的学科”。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西蒙教授也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对他的研究表示赞扬。八载耕耘，一朝收获，多年的寂寞、冷落和不被理解顷刻间化解成幸福的海洋，蔡文终于欣慰地笑了。
二
尽管这篇论文得到了高度评价，但蔡文清醒地认识到：一门学科的发展，要经历“概念与思想的孕育”、“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应用与推广”三个阶段。自己现在刚提出这门学科的概念与思想，而要构建一门新学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付出更多的艰辛。
蔡文设想成立—研究中心把可拓学的研究梯队组织起来；出一本杂志，把理论研究成果反映出来；召开全国性的会议，交流学术成果。然而，恼人的资金问题成了难以逾越的荆棘丛。他曾打报告要求拨款，但有关部门以“纯理论研究不予拨款”为理由拒绝；繁重的科研工作需要助手，他只好请亲戚帮忙；没有办公室，他就把研究中心的牌子挂到家里；还有令人头疼的人为压力，使科研工作举步维艰。而且，蔡文搞的是原创性研究，没有现成的成果、方法和经验可以借鉴，只能靠自己去探索，去开拓。谈起当时的心情，他形象地比喻说：“我就像是在一间黑屋子里，不知从哪里走出去，只好在黑暗中到处摸索，不断碰壁，常常花费一、二年去研究，却因走错路，不得不重来……”
每当遇到烦恼和挫折，蔡文耳边就会响起1981年北京师范大学模糊数学专家汪培庄教授对他说的话：“全世界二、三千门学科，中国人创立的几乎没有。中国许多学科都是从国外学来的。但是中国人是聪明的，中国人也应该创造一些新学科，让外国人来学。”如果说蔡文刚开始从事这一研究，是出于对数学的挚爱和对科学的执着追求，那么此时他更感到肩负着一种使命，他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决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事，而是关系着中国人的科研能力和水平。他立志要为中国人争口气，把可拓学发展成为一门能真正立于世界学科之林的新科学，用事实证明中国人是富有智慧和创造力的。在这种动力激励下，蔡文以更高的热情、更昂扬的斗志，投入到科研工作中。
1987年，可拓学的第一本专著《物元分析》问世，它建立了可拓学的理论框架。1994年，总结性专著《物元模型及其应用》出版，明确了学科的范畴，建立起学科的理论支柱“物元理论”和“可拓集合论”。接着，《从物元分析到可拓学》、《可拓工程方法》、《可拓营销》等专著相继出版，并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大批论文，使可拓学不断向纵深发展，建立起了初步的学科体系。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三强题名的《软科学手册》将可拓学列为中国人创建的新学科之一。同时，蔡文意识到，只有培养众多的可拓学者，学科才能不断壮大，生生不息。于是他从1993年开始面向全国招收可拓学研究学者，目前已培养了50多位研究学者，他们来自20多个省市，形成了一支可拓学研究骨干队伍。1985年以来，蔡文先后在广州、上海、北京、大连等地召开了八届可拓工程年会，成立了全国可拓工程学会。先后在台湾举办了三期可拓工程讲习班，并到西班牙、日本、香港等地讲学，组织了海内外一支近千人的研究队伍，使研究队伍从广东发展到全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又发展到美、日、南美洲等地。近几年，美、日等地学者不断前来学习可拓学，蔡文实现了“让外国人学习中国人创立的学科”的愿望。
一门学科的生命力在于应用。当年美国的查德教授创立模糊数学，历时31年，只有当日本商人运用到洗衣机、电饭煲上才得到承认。蔡文深深懂得应用研究的重要性。从1988年开始，他与其他可拓学者一道，先后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课题“决策系统中处理矛盾冲突问题的规律研究”、“转换桥的理论和方法”、“关键策略的生成方法与协调问题”、“可拓营销”等，加速了可拓学的推广应用。1998年以来，他们先后在京、津、沪、宁和深圳等地多次举办“可拓营销”、“产品创新的可拓方法”培训班，引起了企业和政府的极大兴趣。1997年《可拓工程方法》一书出版，标志着可拓学在应用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目前蔡文和他的伙伴们广泛开展了可拓学在计算机、人工智能、管理、决策、控制、设计等领域的应用研究，并尝试制造一些应用可拓理论的产品，显示了可拓学极高的应用价值和广阔的应用前景，正如《科学通报》发表的“评《可拓工程方法》”一文指出：可拓学是一门充满生命力的学科，它的创立是中国人的骄傲。
三
羊城冬日的阳光，和煦而又温馨。坐在洒满阳光的可拓工程研究所里，蔡文回首自己艰辛的科研之路，感慨地对我说：“没有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既使我多么聪明、勤奋，都不会取得样的成绩。作为一名党外知识分子，我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对科研工作的重视和对科研工作者的关爱。1986年，在广东省政府支持下，建立了第一个专职从事可拓学研究的机构，广东工业大学校领导特批我脱产专门从事可拓学研究，还给我配了助手。从1996年起，每年拨给4万元的科研经费。更重要的是，为我创立了一个非常宽松的研究环境。记得当年省科协的领导对我说，‘你不犯法，我们就不管你’，使我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享有充分的自由。在中国，能为原创性研究提供这么好的环境，是极为罕见的。”
去年，江泽民主席在写给美国《科学》杂志的社论中说：“中国政府支持科学家在国家需求和科学前沿的结合上开展基础研究，尊重科学家独特的敏感和创造精神，鼓励他们进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朱镕基总理在今年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也强调要“加强原始性创新研究”。这使从事原创性研究的蔡文深受鼓舞。蔡文认为，原创性研究成果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也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创新水平。但中国的科学研究基本上是跟踪式研究，原始性的创新研究极少。
可拓学现在还没有被列入学科名录，致使可拓学研究者在评审职称、评奖、申报项目等方面阻力重重，研究队伍发展缓慢。而且，原创性研究的前期是不能“自谋经费”的，大量的基础条件需要依靠单位和政府的支持，因此，蔡文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进一步重视、支持这门广东人独创的新学科。蔡文说，过去由于中国对某些研究开始不够重视，结果被外国人拿了过去，很快出成果并转化为生产力。现在他非常担心可拓学研究也出现“国内发芽、国外开花”的情况，因为日本人已经开展了可拓学应用研究的前期工作。蔡文建议国家或广东省把可拓学作为“原始性创新”的一个特殊项目，加大人力物力的投入，加快其推广应用的步伐，使之创造出经济价值，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张书英/文，《粤海同心》2001-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