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放规律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邓小平同志从放眼全球的战略眼光来认识、判断和把握中国的对外开放。在一系列的讲话和著作中，他多次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基于这种对世界发展背景的认识，他明确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一些经济发达国家，无论其社会制度如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很注意国际经济交往，经济生活的国际化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
根据对世界经济发展的科学分析和考察，邓小平同志结论性地指出，对外开放是“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并强调我们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是对外开放，一个是对内开放。”邓小平同志从客观实际出发，在深刻认识中国国情后，进一步指出：中国“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在和国家第三代领导人谈话时语重心长地讲道：“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在那种状态下，经济不可能发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国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强。”
邓小平同志总结中国建设的经验得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开放伤害不了我们”的科学结论。这一科学结论是邓小平同志对外开放理论的基础，使全党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要自力更生的同时向世界各国开放，要在开放的条件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二、 开放机遇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
80年代以来，世界产生结构的调整，货币汇率的变动，国际贸易间的摩擦以及亚太地区经济的崛起，为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的外向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指出：“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并强调道：“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就是要坚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抓住了这次世界经济发展中非常有利的时机，打开了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局面，在利用外资、对外贸易、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为世界所瞩目。
二次大战以后，从50年代到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借助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出现了高速增长时期，而“我们从一九五七年以后，耽误了二十年，而这二十年又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这是非常可惜的。”足以见得小平同志对开放机遇的看重。八十年代在开放政策的引导下，我国赶上了世界经济的又一轮机会之车，九十年代，剩下世纪末的最后一班车，在这关键的历史转折时期，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再一次指出：“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表明邓小平同志对利用国际机遇发展中国经济的高度关注。
邓小平同志的开放机遇思想可以概括为二点：一是机不可失，时不我待。“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第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二是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三、 全面开放论：“开放是全面的开放”
邓小平同志的开放思想是全面开放和大开放。首先，是全方位的开放。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的“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的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也就是不仅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而且对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开放，即中国的开放不分国家和地域，也不论是何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其次，它是多领域的开放。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改革与开放辩证关系时指出：“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而“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但包括经济、政治，还包括科学、教育等各行业”。再次，它是多层次的开放。中国的开放首先从经济特区开始，在试验成功后扩大到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地带，再扩大到广大内地，形成由点到线到片到面的全面开放格局，充分体现出邓小平同志全面开放和大开放思想的突出特色。
四、 开放目标论：“开放是发展经济的手段”
中国的开放是带有明显的目的性，不是为开放而开放，而是通过开放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讲：“改革和开放是手段”，“关键是发展经济”，“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
邓小平同志的开放目标论有三个层次的含义。从对外开放目标看，小平同志认为：“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经验。”具体地说就是：“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从对外开放目标看，小平同志希望“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从对外开放的总体目标看，小平同志在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团体与会者时谈过，中国的开放“目标是分三步走发展我们的经济。第一步是达到温饱水平。第二步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是下个世纪再花五十年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可以说，“三步走”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开放目标的战略远见卓识。
五、 开放互惠论：“中国对国际经济也会做出较多的贡献”
在打开国门之初，邓小平同志就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和来往，在与外国许多国家领导人会谈时多次强调这一点。邓小平同志的开放互惠论实质上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开放中同世界各国进行经济合作；二是在合作中双方做到互利互惠；三是各国经济合作的终极目标是为人类社会发展做贡献。
邓小平同志认为，国际间经济合作既是南南合作，也是南北合作，是一种双重性合作。在谈到南南合作时，他指出，当今年世界，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中国“欢迎同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在谈南北合作时，他指出，“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在谈到南南合作与南北关系时，邓小平同志又指出“南南合作有一个意义，可以推动南北合作”，因为“世界市场的扩大，如果只在发达国家中间兜圈子，那是很有限度的。”
经济上的合作是以互惠为前提的，小平同志十分肯定这一点。对于南北合的目的，发达国家为的是解决面临的市场问题，发展中国家是要吸收国际资本和技术发展经济。早在1984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中外代表时讲到：“为了发展中外的经济合作，中国要创造条件，发达国家的经济界也要创造条件……历史最终会证明，帮助了我们的人，得到的利益不会小于他们对我们的帮助。”邓小平同志这番话，不仅表明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诚意，而且体现领导人在处理国际经济事务时的宽大胸怀。
对于中国经济开放和国际经济合作的战略意义，小平同志不仅仅是站在民族利益上考虑的，而是出于谋求人类的共同利益。他在与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的一次谈话中谈到：“中印两国如果发展起来了，那就可以说我们对人类做出了贡献。”
六、 扩大开放论：“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
邓小平同志认为，经济开放同其他工作一样，只能逐步深度和广度方向展开，以利于加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
早在中国经济特区设立之初，小平同志在一番亲自视察之后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试办的成功大大增强了小平同志对外扩大开放的信心，紧接着在小平同志的“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一讲话精神指导下，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不久全面对外开放，海南大特区在小平同志的设想下成为开放的一方热土。
在开放的深度上，中国经济在邓小平同志扩大开放思想的指导下，已向纵深方向展开。继区域间逐步开放后，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横向经济联合广泛发展起来；零售商业、银行业、服务业等行业已向外商开放；引进外资嫁接国有企业、外资收购国有企业产权已成为我国产权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中国海外企业发展方兴未艾；设立允许外商交易的B股，设立更加开放的保税区等等。以上一系列的开放措施体现了小平同志所讲的“闯”的精神，“冒”的精神。
七、 持久开放论：“对外经济开放，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
针对外界对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长期性看法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多种场合强调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稳定性和长期性。他指出：“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到七十年不会变。”
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可逆转的，这有两大决定性因素：一是“我们的路走对了，人们赞成，就变不了”，“如果改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我们就会丧失人心”。这是中国对外经济开放政策长期性的根本基础，由此看出小平同志对国情认识的深刻。一是国内改革需要继续开放。实践证明，中国的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邓小平同志看来，“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是开放得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开放，更加开放”。显然，中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就浅层次看是为改革建立参照系的需要，就深层次看是中国赶上经济发达国家水平的需要。
小平同志的持久开放观点是他对外开放思想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我国开放政策延续下去的主要理论指导，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
八、 和平开放论：“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
邓小平同志十分清楚和平的世界环境对中国实行开放的重要性。80年代初期，他多次讲过稳定世界局势的战略意义。对于国际上出现的冲突、争端，他极力主张用和平方式加以解决。“一国两制”、“共同开发”就是由他提出的合作方式的新思想，这一思想获得国际上的高度评价，产生良好的国际影响，为中国对外开放局面的打开起着极大的作用。
当今世界虽有冲突和争端，但主流是和平、合作和发展。小平同志一贯主张世界和平，这不仅符合人类进步的最高利益，而且为我国对外开放谋求到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小平同志在1985年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指出：就经济角度而言，当今世界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小平同志联系发展问题探讨世界和平，抓住了对外开放的主题，明确了对外开放的方向。
九、 开放素质论：“关键是提高质量”
开放不仅是速度问题，而且还存在素质问题，如可在加快开放的同时，提高开放的素质意义重大。邓小平同志曾就开发区投资环境、产品质量、企业联合、国际惯例等方面谈到提高开放素质这一问题。
1986年小平同志在视察天津开发区时，就投资环境问题讲到：“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外国人到这里实际上要求所有对外开放地区、引进外资开发的地区都应大力改善投资环境，为招商引资创造有利的软、硬环境”。同年，小平同志在和中央负责同志谈减少外贸逆差时讲到提高出口产品质量问题，他指出：“产品不能只讲数量，首先要讲质量。要打开出口销路，关键是提高质量”。同时，他还从企业联合的角度，提出提高出口产品质量问题，他认为，电子工业、汽车工业不应太分散，这样形成不了经济力量，产品质量上不了档次，他指出汽车工业要想办法组织起来，“可以左邻右舍挂钩，形成企业集团，就形成力量，汽车出口我们是可以做到的。”
此外，1991年邓小平同志在视察上海时谈到开发区要按照国际惯例办事提高开放素质问题。他指出“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竞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引进外资不再饥不择食，出口产品注重以质取胜，开发区环境日趋完善，外经外贸工作正一步步朝着国际惯例方面靠拢。
十、 开放效益论：“只要讲效益，有什么危险？”
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对外开放的效益问题，认为对外开放既要注重眼前利益、微观效益，又要注重长远利益、宏观效益，要把提高开放效益提高到一个战略高度加以认识和落实，这与他的把整个经济工作转移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一主导思想是相一致的。
关于对外开放的微观效益问题。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提高利用外资、外智的效率和效益。他认为：“借外债不可怕，但主要是用于发展生产，如果用于解决财政赤字，那就不好。”“只要讲效益，有什么危险？”在谈到利用外国智力问题时指出：“过去我们是宴会多，客气多，向人家请教少，让他们帮助工作少。”今后“请来之后，应该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由此不难看出邓小平同志对开放效益问题的重视程度。
关于对外开放的宏观、长期效益问题。小平同志善于用辨证的眼光看待利用外资的得失问题。他认为：“多吸引外资，外方固然得益，最后必然还是我们自己得益。”他进一步指出对外开放“现在部的是要允许吃亏，不怕吃亏，只要对长远有益就可以下一步上平同志的上述分析，有助于我们把握利用外资的辨证法，加快引进外资的工作。
邓小平同志的开放效益论与开放目的论、开放素质论实际上是互为一体、相互补充的。提高开放素质目的在于提高开放效益，而开放效益的提高是为了尽快实现我国的对外开放总体目标和经济发展战略，从而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鲁开垠/文 工作单位：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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