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之初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科教兴国”战略、“依法治国”战略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知识分子阶层的特点将在这一历史阶段发生一些新的变化。
1、知识分子的人数增多、素质提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知识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推进了对知识对人才的竞争。市场经济呼唤人才，改革开放需要人才，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人才。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教育改革的展开和深入，中国的教育事业进入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阶段，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很快。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决定，全国各类高等学校实际招生280万人，其中，普通高校招生约160万人，增长47.4％，高考录取率达到49％，比1998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2000年，普通高校招生超过200万人，比上年增长25％以上。预计到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总体规模将比1999年扩大150万人左右，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将接近15％，更多的适龄青年有接受各种形式高等教育的机会，将不断地迅速地扩大我国的知识分子队伍。此外，工人、农民等其他阶层的一部分人也正在或将通过自学、进修等途径转化到知识分子阶层里。因此，知识分子的人数将会逐步增多，其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大。知识分子人数逐步增多的发展趋势在21世纪无疑会继续延续下去。
随着知识分子队伍的发展壮大，知识分子队伍的整体素质也将有所提高。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以及高新技术产业部门对人才的吸纳将注重高起点；高素质，大批硕士生、博士生和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将是知识分子队伍补充的重要来源。可以预见，21世纪初叶，我国知识分子队伍将逐步达到高学历化。从知识分子队伍的结构演化看，随着职称评聘制度的不断改进和完善，知识分子的能级结构将趋于合理、科学，高级知识分子的年龄将趋向年轻化，整个知识分子队伍将以中青年人才为主体。随着政府机构改革的逐步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知识分子队伍的内部从业结构将会有所变化，从事教师职业和从事农林、文史哲等基础学科的知识分子将有所增加，科学研究人员在整个知识分子队伍中的比重也会有所提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成熟与完善，为广大知识分子发挥聪明才智和建功立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知识分子的潜能将得到进一步挖掘和发挥。据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抽样调查，中国科技人员现有能力充分发挥的只有13.6％。另据1993年上半年全国总工会对西安、洛阳、北京、上海、沈阳、包头等市31个大中专学校、科研院所的调查分析，知识分子中较好、较充分地发挥了作用或积极性的在6.25％至20.4％之间；作用发挥一般化或积极性“得到一些调动”的在41.25％至53.5％之间；“基本没有发挥作用”或积极性“没有得到调动”的在15％至26.1％之间。调查还发现，知识分子作用发挥的程度，各个地方和不同行业、不同单位之间，老、中、青知识分子之间，呈现不平衡状态，总体上说青年知识分子问题更大些。据北京16所高校的调查问卷统计，只有19.8％的青年教职工表示改革后“能发挥作用，积极性得到了调动”。也就是说，有80％左右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职失业”严重。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使用上错位，使用青年知识分子用非所长，用非所学；论资排辈，不能平等竞争，阻碍了青年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不正之风的干扰，使青年知识分子难以专心致志地干事业；合理化建议得不到重视，积极性和创造性受挫等。进入21世纪，我们可以预见，随着知识分子政策的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共识的逐步形成，这种人才资源浪费的现象将逐步减少，知识分子将在“有用武之地，少后顾之忧”的工作环境中更充分地发挥他们的潜能。
2、知识分子的宏观分布呈现新的特点
据国家有关部门一项调查显示，我国专业技术人才的60％分布在事业单位，这一数字与发达国家70％的专业技术人才分布于企业形成鲜明对比，人才资源结构性问题突出。有关数据显示，我国近10年来在企业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占专业技术人才总数的比例一直在40％上下徘徊。受“官本位”和“铁饭碗”观念的影响，知识分子过多地集中在非生产领域，而生产领域人才缺乏。可以预料，随着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化，人才市场的充分发育和人才流动机制的进一步完善，这种知识分子宏观分布不合理的局面将有所改观，改革开放的加快将吸引一批知识分子投身到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发展趋势已经十分明显。由于我国技术、资金和知识密集型企业高速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中金融、房地产、电信、信息等企业的迅速增加，知识分子在企业职工中所占比例，逐年都有大幅度增加。据统计，在第二产业的国有、建筑企业职工中，知识分子的比例，1980年为12.7％，到1995年已上升为17.39％。在第三产业企业中，知识分子所占比例则会增加得更多。企业中知识分子的增加主要来源于：一是大中专毕业生，二是已商业化或企业化的原事业单位和国家行政部门中的干部。目前，我国正在深化行政、事业单位的改革，随着这项改革的推进，又将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流人生产领域，知识分子过多集中于非生产领域的现象可望在21世纪初得到彻底改变。
知识分子队伍在宏观分布上的另一重要发展趋势是，非公有制经济中的知识分子将逐渐增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来单一的公有制基础正在逐渐被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格局所取代，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它写进了宪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大发展时期。一部分知识分子正在陆续走出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国家机关和国有大中型企业，流入个体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改变了原来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结构。除公有制经济中拥有大批知识分子外，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民办科技、民办或私立学校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知识分子将明显增加。据统计，1996年广东全省共有三资企业6.2万家、私营企业9.58万家、民营科技企业2544家，即使以平均每家拥有知识分子4人计，至少也有69万人以上的知识分子。另据组织部门的调查，一些地区的三资、私营企业中，93.5％的知识分子为非中共党员。这样，知识分子队伍的宏观分布将打破过去集中于公有制单位的状况，流动和分布于多种经济成分之中，从而改变只依附于公有制经济成分上的单一结构形式，而是呈现出依附于多种经济成分上的多种结构形式。知识分子队伍的分布更趋复杂。而从地区分布来看，知识分子聚集于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状况也将有所变化。可以预计，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大量中小新兴城市的崛起，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逐步流向中西部地区、流向中小城镇，从而改变知识分子的地区分布结构。
3、知识分子的流动更趋频繁和规范
择业自主与就业人员流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的显著特征。不同单位之间、行业之间、职业之间的利益差别激发了个人专业技术资源丰富的知识分子的流动愿望。
20世纪的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流动潮”风起云涌，形成了“孔雀东南飞”、“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持续景观。综合近几年的情况可以看出，知识分子流动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高校教师和老少边穷地区知识分子流动较多。有关资料显示，1990年至1993年全国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持续减少，1990年为39.5万人，1991年为39.1万人，至1993年减至38.8万人。这中间，除去正常退休者，大多属于流动者。在上海，大学里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被三资企业、外贸金融或其他开发区所吸收，有所著名的大学，1989年全校有教师2500多人，1996年降到不足1900人。此外，老少边穷地区知识分子流失也较多，主要去向是东南沿海地区。二是具有中初级职称和高学历的青年知识分子流动较多。据对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各专业所流出去的人员调查，流失人员中小于35岁的占64.8％，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占40.3％，具有助研以上职称的占75.5％。在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甘肃省科学院、兰州大学外流人才中，具有高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分别占57%、58％和69％；在年龄构成上，一般在25岁至35岁之间。据华中地区某高校调查，该校1992年至1995年流失知识分子101人，从流失人员的年龄结构看，中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是流失人员的主体；从流失人员的职称看，具有中初级职称的知识分子占大多数，而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知识分子流失很少。三是从事紧俏专业和冷门专业的知识分子流动较多。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流动中，一方面是那些从事与市场经济联系紧密的热门紧俏专业的知识分子成为市场经济大潮中炙手可热的稀缺资源，成为各方面人才争夺的中心。另一方面是那些基础学科或冷门专业的知识分子，由于受市场经济的诱惑，耐不住清贫和寂寞而流失。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越是属于适应能力强的学科或专业的科研人员想离开本单位的就越多。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流动的流向上看，主要是从政、出国、“下海”和应聘于“三资”企业。可以说，具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更好的物质待遇和更好的工作环境的地方是知识分子流动的目的地。据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的一项调查，一般研究所几年来科技人员的流出率为10％至13％。其流向以出国(占总数的2.5％)和进入本所办的公司(占42.2%)为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赴海外留学人员共计近30万人，分布在世界10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自1990年至1994年五年公派出国的留学生计42123人，同一期间毕业回国的留学生计17401人，回国人数占派出人数的41.3％。在各种形式的出国人员中，大多数属于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的知识分子。另外，有关资料对华中某高校1992年至1995年知识分子流动情况的统计表明，有39.6％的人流向沿海城市，这一比例明显高于我国中西部地区其他城市。流向国家机关或金融、外贸、工商、三资企业等非教育部门的占流动总数的38％；流向科研设备先进课题较多的其他专业科研、生产单位的占流动总数的32％。
从总体上看，受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冲击，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流动状况是体制间“流失”居多，许多知识分子不要人事档案，自动离职、跳槽、下海，这都是一种非规范的流动，它既反映了原有人才管理体制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同时也是对这种原有人才管理体制的一种挑战。此外，在体制内，知识分子队伍的流动比率也不高。由于受原有管理体制的束缚，目前，公有制领域内的知识分子流动阻力比较大，人才的单位、部门所有制，造成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工作积极性难以提高。流动比率偏低的直接后果就是有碍人才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因此，进入21世纪，从宏观上看，应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与知识分子的流动有关的政策及相应的法规，使得知识分子的流动既不至于造成国家在人才培养投入上的损失和浪费，又能确保知识分子流动有序、顺畅。可以预计的是，21世纪，知识分子流动将会更加频繁，也会更加规范。
4、知识分子的观念和心态出现新的变化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逐步加强。这种社会大环境为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和更加广阔的天地。因此，知识分子潜在的民主思想逐渐表露出来。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越来越关心，兴趣越来越浓厚。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如今知识分子的参政议政是更为理性的行为，是更多地富有使命感的抉择。知识分子中有的加入各种政治团体和群众性组织，有的则参与各级职能部门的咨询工作，更多的则表现在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和我国政治发展等敏感问题上。据统计，知识分子在各级人大代表中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比如，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有知识分子649人，占代表总数2978人的21.8％；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有2048人，占68.74％；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114人，占37.42％。这些数据可以反映出知识分子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面对今天改革开放的大潮，从总体上着，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他们更为关注国家的发展前途，爱国主义热情将会进一步高涨，也更加坚信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也更加自觉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崭新的理论和实践的出现，必然要求人们更新观念，树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文化观念。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思想较为活跃的群体，他们的观念更新较其他阶层超前。他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在逐渐抛弃一些陈旧观念，树立起了利益观念、平等观念，自由观念、竞争观念、效益观念、市场观念等一系列崭新的思想观念。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使得知识分子的心态由单一趋向多样化，由封闭僵化逐渐转向开放活跃。进人21世纪，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发展，知识分子的思想会更趋活跃，观念心态会呈现出多样性的显著特点。
近年来，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和经济行为自由、开放等市场经济因素作用下，集体主义价值观受到了冲击。在少数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中，集体主义价值观被抛弃，他们转而信奉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在价值观的取向上走向了多元，陷入了混乱。个别知识分子出现了价值主体自我化、价值取向功利化、价值目标短期化的行为倾向，不能正确处理理想和现实、政治和业务、个人和集体、本职和兼职、创业和创收等等的关系，利己主义观念较浓，功利主义思想较重。此外，有的知识分子政治热情有所淡化，对意识形态的是是非非不屑一顾，甚至不知所终。如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在对广东“三资”、私营企业知识分子情况的调查问卷中，在回答“您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是否信仰”时，答“信仰”的占43.2％，“认识不清”的占24.9％,“不信仰”的占6.8％，“不感兴趣”的占21.4％，未答的占3.7％。对政党制度问题，调查中17.7％主张搞多党制，3.2％主张搞两党制，11.1％主张搞一党制，66.3％还是认同于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这就表明，三资和私营企业的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的政治信念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确有一部分人受西方思潮和价值观的影响，认识有些模糊。总之，在新世纪之初的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将更加活跃，其价值观、道德观以及信仰追求也将更鲜明地呈现多样的发展趋势。因此，必须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和引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