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与香港签定CEPA仅一个月时间，CEPA概念就成为政经界广泛关注的焦点。在广东，相关的研讨会接连登场，专家学者和工商界人士纷纷对协议进行解读和研究。
昨日（8月15日），广州市外经贸局、广州国际经贸学会联合举办的CEPA与广州服务贸易研讨会上，来自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香港贸易发展局的专家学者，以及连锁行业等行业协会的代表也就CEPA对广州物流业、金融业、中介服务业、商贸旅游等行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各抒己见。
7月31日，由广东省贸促会举办的“新机遇”研讨会上，中国世贸研究院院长张汉林和国际贸易专家郎咸平等积极推动CEPA的重量级人物亲临广州，香港总商会会长翁以登也率香港工商团与会。
正如中国世贸研究院院长张汉林所说：“CEPA协议签署以前，由于与香港毗邻的特殊关系，广东的态度不宜表现得太积极，以免内地省市认为广东在为自己谋利；但是，协议签定后，广东的政府和企业就应该主动把握先机。”张汉林建议两地政府建立“联合管理委员会”，实行联合办公、联合管理。
虽然CEPA还是一个总的框架性协议，具体涉及到香港商品原产地标准、各行各业的香港公司定义都还在进一步磋商中，但穗港两地近期有关的互动和沟通已表明，CEPA的签署与实施将促进两地的开放与合作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CEPA是香港和内地进一步合作的“游戏规则”，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左连村认为，CEPA的签署是中央政府在WTO框架内，在服务贸易等领域对香港的提前开放，他说：“政府制定规则，企业是‘游戏’的主体。”张汉林说：“广东能否从CEPA中受益，关键在于政府能否更开放；广东政府的态度决定了获益的多少程度。”
张汉林（中国世贸研究院院长）：
深港可否建立高科技自由贸易区
粤港两地如何进一步加强合作，在学术界、政府和群众中存在一些分歧。与香港建立自由贸易区，是否会给广东带来负面影响？我觉得关键在于如何看待两地经济融合等战略性观念是否正确，以及在大珠三角概念中，广州、深圳和香港如何定位。
粤港两地进一步开放和合作是必然趋势，CEPA也是内地与香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CEPA体制下，粤港两地政府的合作机制相当重要。我建议两地政府建立“联合管理委员会”，实行联合办公、联合管理，广东可以充分吸收香港政府高效率、透明度高的现代政府经验，以促进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在落实CEPA过程中，建立现代政府管理体系是这一制度安排的重大意义。
CEPA不仅是大陆和香港现期的经济平台，更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政治经济平台，是两地经济的大融合，内地政府要主动。
广东经济要在进一步开放中发展，需要新的支点，需要制度创新。我认为，广东应该创造具有较强辐射功能的新的经济功能区，整合现有的经济园区。根据我的研究，可以建立“深港高科技自由贸易区”，在深圳和香港间划定一个较大范围的区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该区域是香港自由贸易港的延伸，是大特区中的“小特区”。例如，香港有建“中药港”的梦想，但资源缺乏，研发能力不如内地，但资金充足，现代化程度高，可借助建立自由贸易区，吸引内地人才和资源，实现这一梦想；同时，也加快了内地中药企业现代化。还可以通过建立港、珠、深物流自由贸易区，促进广东全方位的开放。
陈广汉（中山大学港澳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穗港物流可联手开发内地市场
CEPA标志着粤港经济一体化的新阶段，要实现商品、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降低成本，必须消除一些障碍，CEPA就是解决制度性障碍的良方。物流业是香港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珠三角制造业的高速发展致使两地大量物流产生。CEPA框架下，广州物流业将有新格局。
香港物流业是吃不完珠三角业务的，广州花都机场、黄埔港和南沙深水港三大物流园要与香港物流业实现互补，共同发展。两地必须建立信息平台、体制平台和服务平台，多方面融合，在大珠三角前提下，做大做强，走出珠三角，增加对内地的辐射力，辐射江西、广西等周边省份城市，广州和香港联手开发内地市场，实现双赢。
郑天祥（中山大学教授）：广州是华南的枢纽，南沙与香港是互补关系，不是完全的竞争关系。香港可在南沙投资建货柜港，降低在港兴建的成本。
一个货柜港的建设在香港要20亿元，在南沙只要7亿元，吊柜费用在港是每8 00元一个，在南沙就便宜得多，双方应该一起做大这个蛋糕。
冯邦彦（暨大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
金融服务体系应以香港为龙头
CEPA框架下，降低了香港金融业进入内地的门槛，广东必须成为香港银行进军大陆的首选地。没有进一步开放之前，外资银行进入大陆的资金门槛是资产达到200亿元人民币，香港只有6家银行有资格，CEPA下降到60亿元，就有12家香港银行可以进来。
广州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制造业的发展需要金融业的支持。CEPA对香港金融业的开放促使珠三角金融体系重新分工，香港金融业发达，应该形成以香港为龙头，广深为两翼的金融服务业体系。
香港银行进入广东，将对广东金融机构业务发展形成一定挑战，中间业务的竞争会使内地银行业务流失，人才也可能流失。两地资金流、信息流、物流、人流的加速流动，要求政府金融监督当局加强协调和统筹，推动大珠三角金融体系的形成；推动两地金融产业化。上海已经出台了降低商务成本的政策，广州也应认真研究如何降低两地企业交易的成本。
封小云（暨大《经济前沿》主编、教授）：
行业协会不应充当“二政府”
中介服务业是市场经济体制中重要的一个子系统，中介服务业充分发展，可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特别是信息成本。
在CEPA安排下，广州吸引香港服务业是有优势的。城市经济质量越大，中介服务业进入的份额越大。广州第三产业占了GDP的50%以上，高于深圳；目前有13家外资律师事务所在广东，11家就在广州，只有2家在深圳，10大国际广告公司也都落户于广州。
加快引进香港服务业，CEPA已经打破了外部壁垒，广州要做的是整顿内部的商业规则。CEPA实施起来的障碍肯定较多，最重要的是商业规则不统一。现在，沃尔玛已经召开全国供货商会议，统一合作规则，不要中国特有的请客送礼谈生意的规则。所以，广州最好清理一下有哪些规则与香港不统一。
中介服务机构不是政府，要充分发挥其作用，必须进一步改革政府机构，让行会、协会完全脱离行政色彩。现在我们的行业协会都是“二政府”或者“老干退休办”，有的还有行政级别，不符合发展要求。
另外，要解决香港和内地资格互认问题。目前，两地会计师、律师等中介服务人员的资格不是同一体系，希望广州能清理出有多少专业资格认证，并研究与香港的差别，从中找出统一、合作的路子。
左连村（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
广州商业应重组大型集团
CEPA的两个特性是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CEPA能否让广州受益，要看其执行者的观念是否更开放。区域经济一体化前提下考虑如何加强合作，广州应尽快尽早进入国际竞争状态。
CEPA降低了分销服务的市场准入门槛，香港分销服务的进入互补大于竞争。香港零售业的强项表现在百货业上，特别是国际名牌经销代理的高端百货业方面，其专业化程度高，管理先进。内地高端百货业在内地是起步阶段，但有成长的空间。广州人均GDP已达到5000美元，具有高端百货产品消费能力，是高端百货业进入的重要条件，因此CEPA下，高端百货业将面临剧烈竞争。
中央政府与香港签定CEPA仅一个月时间，CEPA概念就成为政经界广泛关注的焦点。在广东，相关的研讨会接连登场，专家学者和工商界人士纷纷对协议进行解读和研究。
昨日（8月15日），广州市外经贸局、广州国际经贸学会联合举办的CEPA与广州服务贸易研讨会上，来自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香港贸易发展局的专家学者，以及连锁行业等行业协会的代表也就CEPA对广州物流业、金融业、中介服务业、商贸旅游等行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各抒己见。
7月31日，由广东省贸促会举办的“新机遇”研讨会上，中国世贸研究院院长张汉林和国际贸易专家郎咸平等积极推动CEPA的重量级人物亲临广州，香港总商会会长翁以登也率香港工商团与会。
正如中国世贸研究院院长张汉林所说：“CEPA协议签署以前，由于与香港毗邻的特殊关系，广东的态度不宜表现得太积极，以免内地省市认为广东在为自己谋利；但是，协议签定后，广东的政府和企业就应该主动把握先机。”张汉林建议两地政府建立“联合管理委员会”，实行联合办公、联合管理。
虽然CEPA还是一个总的框架性协议，具体涉及到香港商品原产地标准、各行各业的香港公司定义都还在进一步磋商中，但穗港两地近期有关的互动和沟通已表明，CEPA的签署与实施将促进两地的开放与合作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CEPA是香港和内地进一步合作的“游戏规则”，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左连村认为，CEPA的签署是中央政府在WTO框架内，在服务贸易等领域对香港的提前开放，他说：“政府制定规则，企业是‘游戏’的主体。”张汉林说：“广东能否从CEPA中受益，关键在于政府能否更开放；广东政府的态度决定了获益的多少程度。”
张汉林（中国世贸研究院院长）：
深港可否建立高科技自由贸易区
粤港两地如何进一步加强合作，在学术界、政府和群众中存在一些分歧。与香港建立自由贸易区，是否会给广东带来负面影响？我觉得关键在于如何看待两地经济融合等战略性观念是否正确，以及在大珠三角概念中，广州、深圳和香港如何定位。
粤港两地进一步开放和合作是必然趋势，CEPA也是内地与香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CEPA体制下，粤港两地政府的合作机制相当重要。我建议两地政府建立“联合管理委员会”，实行联合办公、联合管理，广东可以充分吸收香港政府高效率、透明度高的现代政府经验，以促进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在落实CEPA过程中，建立现代政府管理体系是这一制度安排的重大意义。
CEPA不仅是大陆和香港现期的经济平台，更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政治经济平台，是两地经济的大融合，内地政府要主动。
广东经济要在进一步开放中发展，需要新的支点，需要制度创新。我认为，广东应该创造具有较强辐射功能的新的经济功能区，整合现有的经济园区。根据我的研究，可以建立“深港高科技自由贸易区”，在深圳和香港间划定一个较大范围的区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该区域是香港自由贸易港的延伸，是大特区中的“小特区”。例如，香港有建“中药港”的梦想，但资源缺乏，研发能力不如内地，但资金充足，现代化程度高，可借助建立自由贸易区，吸引内地人才和资源，实现这一梦想；同时，也加快了内地中药企业现代化。还可以通过建立港、珠、深物流自由贸易区，促进广东全方位的开放。
陈广汉（中山大学港澳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穗港物流可联手开发内地市场
CEPA标志着粤港经济一体化的新阶段，要实现商品、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降低成本，必须消除一些障碍，CEPA就是解决制度性障碍的良方。物流业是香港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珠三角制造业的高速发展致使两地大量物流产生。CEPA框架下，广州物流业将有新格局。
香港物流业是吃不完珠三角业务的，广州花都机场、黄埔港和南沙深水港三大物流园要与香港物流业实现互补，共同发展。两地必须建立信息平台、体制平台和服务平台，多方面融合，在大珠三角前提下，做大做强，走出珠三角，增加对内地的辐射力，辐射江西、广西等周边省份城市，广州和香港联手开发内地市场，实现双赢。
郑天祥（中山大学教授）：广州是华南的枢纽，南沙与香港是互补关系，不是完全的竞争关系。香港可在南沙投资建货柜港，降低在港兴建的成本。
一个货柜港的建设在香港要20亿元，在南沙只要7亿元，吊柜费用在港是每8 00元一个，在南沙就便宜得多，双方应该一起做大这个蛋糕。
冯邦彦（暨大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
金融服务体系应以香港为龙头
CEPA框架下，降低了香港金融业进入内地的门槛，广东必须成为香港银行进军大陆的首选地。没有进一步开放之前，外资银行进入大陆的资金门槛是资产达到200亿元人民币，香港只有6家银行有资格，CEPA下降到60亿元，就有12家香港银行可以进来。
广州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制造业的发展需要金融业的支持。CEPA对香港金融业的开放促使珠三角金融体系重新分工，香港金融业发达，应该形成以香港为龙头，广深为两翼的金融服务业体系。
香港银行进入广东，将对广东金融机构业务发展形成一定挑战，中间业务的竞争会使内地银行业务流失，人才也可能流失。两地资金流、信息流、物流、人流的加速流动，要求政府金融监督当局加强协调和统筹，推动大珠三角金融体系的形成；推动两地金融产业化。上海已经出台了降低商务成本的政策，广州也应认真研究如何降低两地企业交易的成本。
封小云（暨大《经济前沿》主编、教授）：
行业协会不应充当“二政府”
中介服务业是市场经济体制中重要的一个子系统，中介服务业充分发展，可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特别是信息成本。
在CEPA安排下，广州吸引香港服务业是有优势的。城市经济质量越大，中介服务业进入的份额越大。广州第三产业占了GDP的50%以上，高于深圳；目前有13家外资律师事务所在广东，11家就在广州，只有2家在深圳，10大国际广告公司也都落户于广州。
加快引进香港服务业，CEPA已经打破了外部壁垒，广州要做的是整顿内部的商业规则。CEPA实施起来的障碍肯定较多，最重要的是商业规则不统一。现在，沃尔玛已经召开全国供货商会议，统一合作规则，不要中国特有的请客送礼谈生意的规则。所以，广州最好清理一下有哪些规则与香港不统一。
中介服务机构不是政府，要充分发挥其作用，必须进一步改革政府机构，让行会、协会完全脱离行政色彩。现在我们的行业协会都是“二政府”或者“老干退休办”，有的还有行政级别，不符合发展要求。
另外，要解决香港和内地资格互认问题。目前，两地会计师、律师等中介服务人员的资格不是同一体系，希望广州能清理出有多少专业资格认证，并研究与香港的差别，从中找出统一、合作的路子。
左连村（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
广州商业应重组大型集团
CEPA的两个特性是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CEPA能否让广州受益，要看其执行者的观念是否更开放。区域经济一体化前提下考虑如何加强合作，广州应尽快尽早进入国际竞争状态。
CEPA降低了分销服务的市场准入门槛，香港分销服务的进入互补大于竞争。香港零售业的强项表现在百货业上，特别是国际名牌经销代理的高端百货业方面，其专业化程度高，管理先进。内地高端百货业在内地是起步阶段，但有成长的空间。广州人均GDP已达到5000美元，具有高端百货产品消费能力，是高端百货业进入的重要条件，因此CEPA下，高端百货业将面临剧烈竞争。
因此，广州的商业应该重组，组建大型商业集团，增加实力，并敢于走出去，借助香港这一平台走出去。按照CEPA对外资商业企业进入的条件，香港有25家企业可进入内地，广州要加强商业贸易利用外资的力度。
因此，广州的商业应该重组，组建大型商业集团，增加实力，并敢于走出去，借助香港这一平台走出去。按照CEPA对外资商业企业进入的条件，香港有25家企业可进入内地，广州要加强商业贸易利用外资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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