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邬和镒
同心网讯 老盟员陈锡祺教授，今年92岁高龄了。他是江苏省盐城县(今为市)人。1936年大学毕业后即从事教师工作。1946年，应聘南下调来广州中山大学。50年代，在历史系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数十年来，教书育人，桃李满园；潜心研究，成果丰硕。他是海内外知名的孙中山研究专家，把毕生心血献给了孙中山研究。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说：“在中国当代学者中，对孙中山研究工作贡献最大的当推陈锡祺教授。这大概是学术界的公论。”
解放之初，陈锡祺怀着喜悦的真诚的心情，系统而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并运用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与科学方法审视历史研究历史。更特别注意和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和反帝反封建的伟大作用。当时，陈锡祺对鸦片战争时期广东人民的抗英斗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多次到广州三元里等地进行考察调查，写成《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一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该书是解放后学术界以马列主义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早成果之一，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后来，他领导近现代史教研室、研究室的同仁广泛搜集林则徐的奏稿、公牍、日记、书信、诗文等，整理标点，编辑《林则徐集》(共五册)。该书由中华书局于60年代初出版，为海内外学术界研究林则徐提供了第一部详尽的资料，备受欢迎和称赞！
陈锡祺认为，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及研究中，应特别重视孙中山，认为研究近代史一定要研究孙中山。因为：第一，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第二，在孙中山手创、以中山命名的中山大学从事近代史的教学及研究工作，不但要研究孙中山，而且研究孙中山更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职责！1955年，他在一次会上，向学校领导建议：加强孙中山研究。他说：外国人重视孙中山研究。苏联学者不远万里到中山县翠亨村孙中山故居访问，搜集资料。我们不重视不加强孙中山研究怎么行呢？他的建议，得到学校领导的支持。此后，他便以全部精力投入孙中山研究。他搜集资料，研究孙中山早期的革命思想、革命活动，拿出了最早的研究成果《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革命活动》的学术论文。1956年，我国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形成孙中山研究热潮！陈锡祺就借此“东风”，抓紧研究。除了深入研读文献资料，还于1957年春，先后到长沙、武汉、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访求搜集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资料，访问了许多追随过孙中山和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如参加过广州黄花岗起义的黄兴之长子黄一欧、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熊秉坤等，获得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后来，他写成专著《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该书的明显特点是：一、大量引用前人没有采用过的文献资料和调查资料；二、对孙中山早期的革命思想、革命活动从发展的角度作了深入探讨和详尽分析；三、正确地评价了孙中山在这一阶段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这样，该书一问世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认为是建国后出版的第一部研究孙中山的学术专著，是当年中国孙中山研究奠基性的学术成果，被誉为“开荒之作”，“开拓之作”。
正当陈锡祺取得孙中山研究成果之际，风云突变，我国在1957年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延至“文化大革命”，甚至把孙中山说成是“牛鬼蛇神”。这样，孙中山研究不但坠入低谷，而且被取消了。陈锡祺也因为研究孙中山而被扣上“为资产阶级树碑立传”的大帽子打入“牛栏”，受苦受批，挨整挨斗……
经过几年农村的劳动改造，脱胎换骨，1971年，陈锡祺“解放”了，从乡下“五七干校”回到广州中大校园了。当时，虽说是“借用”，然而却有机会“重操旧业”，亦令他兴奋不已，从而全力投入自己钟爱的事业。1972年中山大学决定恢复孙中山纪念馆，陈锡祺以花甲之年做了大量的筹备复馆的工作。他与历史系教师一行四人前往北京、南京、上海等地，拜访有关名人，搜求有关资料。在北京，拜访了廖承志、王冶秋；在上海，他们受到宋庆龄的亲切关怀，派秘书安排吃住。随后，她扶病写回忆，并为中大题写“孙中山纪念馆”馆名。他们在京沪，受到支持鼓励，得到珍贵资料。欣喜莫名，欣慰莫名！1979年春，陈锡祺和他的同事一起参加了组建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的工作。研究室成立，首任主任。该室是“文革”后中国大陆第一个专门研究孙中山的学术机构，1986年升为研究所，担负了研究孙中山的重任。80年代前后，陈锡祺还担任了校外一些有关机构(如中南五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广东孙中山研究会等)的筹建工作，并被选入领导层。
1979年冬，陈锡祺参与筹备并主持了在广州举行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讨论会”。这是一次重要的学术盛会，被视为“文革”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复苏的新起点。他在会上作了中心发言，批判了极左思潮对孙中山研究的影响，阐明了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1984-1986年，他又参与和筹备在广州和中山举行的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会议；1990年，中日学术界联合举办“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任中方委员长；同年，他还担任“纪念中国近代史开端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筹委会主任。80年代以后，他曾应邀到日本、香港、澳门等地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并作报告。他的学术和为人受到国内外同行学者的推崇和钦敬！
陈锡祺在主持孙中山研究室的工作期间，该室出了不少孙中山研究的成果，如编《孙中山研究论丛》(前后多集)、编《孙中山全集》(5-8卷)等；他本人也出了不少成果。他的成果多收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后有“增订本”)中。更值得一提的是，从1984年开始，陈锡祺带领全室同仁进行《孙中山年谱长编》的编纂工作。工作量大，十分艰苦！该书于1991年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时由中华书局出版，凡155万字。以时为经，为事为纬，内容丰富，纲目明晰，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孙中山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丰功伟绩，是迄今为止海内外最丰富的孙中山年谱著作，被誉为“学术精品”，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和赞扬！后来，该书已荣获：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历史学一等奖；孙中山基金会1949-1992年中国大陆孙中山研究与文艺创作优秀成果学术著作一等奖等奖项。
数十年来，陈锡祺是满怀热爱孙中山的感情研究孙中山的，但评价历史人物孙中山却能持科学态度，做到实事求是：不溢美，不苛求，不为伟人讳。过去有些著作说孙中山在大学读书时成绩门门满分，毕业时获博士学位。但经陈锡祺考证，说明失真。孙中山在大学五年，虽然年年名列第一，但不是门门满分；毕业时获学士学位，但未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如实记述孙中山，决不会影响孙中山的功绩与伟大。
我们说陈锡祺是孙中山研究的带头人，不仅仅是说他本人带头研究(这当然是必要的），而更可贵的是说他不“跟风”，不逢迎，不赶时髦，始终坚持正确对待和评价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始终重视培养孙中山研究的接班人。先说“始终坚持”。70年代初，陈锡祺尚处在“借用”地位。在一次讨论中山大学恢复孙中山纪念馆陈列方案时，一位省里的头面人物发表“高论”说：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只不过是一场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展出几幅图片，表明资产阶级革命终归失败就行了；而绝大部分展品应用于反映孙中山晚年实行国共合作的活动。陈锡祺为尊重历史，不计个人利害得失，当场表示：孙中山的伟大功绩之一是组织并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创建共和国……无视或抹煞这段历史是不对的。他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使当时不少听者为之动容！再说“始终重视”。陈锡祺重视培养孙中山研究的接班人，不但长期关怀、指导、鼓励、支持青年做学问，而且常与青年合作研究，加强训练，促其成长。青年出书，又热情为其作《序》……这样，多年来，他所在的单位，不但人才济济，成果多多，而且老中青结合，形成梯队，充满活力，显出实力，使孙中山研究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新人不断崭露头角，研究阵容日益壮大。今日发展而来的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就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机构。这其中，陈锡祺的高瞻远瞩，实践经验，是十分可贵的啊！
（编辑：黎家进 实习生：温明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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