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先生日前在《新京报》发表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百姓普遍热衷议政未必是好事情。他认为，百姓议政这种现象并非具有必然性，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的确有认识的误区，以为大家关心国家大事总是好的，其实很不一定；如果一个社会的老百姓普遍关心国家大事，可能意味着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无论在什么样的体制之下，这种情形都需要警惕。(10月2日《新京报》)而在对一篇批评文章的回应中，党先生又进一步指出，他实际上是客观分析了一种现象，做“好”或“坏”的判断并不重要。而且，“百姓议政”与“大众民主”不是一码事。(10月22日《新京报》)对于党先生的这些观点，我认为颇有继续商榷的必要。
我们中国人是不是比欧美人要更关心天下大事，这一点我没有切身的体会。不过，一百多年以前，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谈到美国社会从民主政府获得的真正好处时有这样一段描述：“你一踏上美国的国土，就会觉得置身于一片喧闹之中。嘈杂的喊叫四起，无数的呼声同时传到你的耳鼓，每个呼声都表达某一社会要求。你举目四望，看到人们都在活动：这里，有一伙人在开会，讨论如何建立一座教堂；那里，人们在忙于选举一名议员；再远一点，一个选区的代表们正匆匆忙忙赶赴乡镇，去研究地方的某些改革事项；在另一处，是一群放下了田间工作的乡下人，前来讨论在他们乡修路或建校的计划。公民们集会在一起，有的是专为宣布他们不赞成政府的施政……”如果我们承认托氏的描述不是夸大其词的话，那么，我们很容易得出美国老百姓热衷议政的现象更为普遍的结论。显然，类似的情景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出现，否则敏锐的评论家们也不会通过“超级女声”这样一个娱乐节目，就迫不急待地宣称感受到了人们对于“民主政治”的热情。百姓热衷议政的现象在中国不是普遍，而是还不够普遍。
当然，以党先生的观点来看，以上情景所反映的只不过是美国社会大众民主下的地方自治。然而问题在于，没有百姓议政，何来大众民主？百姓议政可以看作大众民主的前提条件，也可以看作是大众民主的具体体现。二者虽不是“一码事”，但若说“根本就是两回事”，恐怕也是不恰当的。
其实，党先生只是指出了“百姓议政”出现的几个原因，却没有说明百姓普遍热衷议政到底为何不是好事情。而我们知道，一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与这种现象将会产生的结果，是两个虽有关联但却不能等同的问题。诚然，历史遗产的影响、政治活动的专业化水平不高、政治自身的职能过于沉重，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人们对于政治的过分关心。但反过来看，百姓对于议政的热衷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共识，难道不是促使政治活动水平得以提升、公共事务得以妥善解决的催化剂吗？
在我们看来，政治活动固然是一种社会分工，但百姓能否议政也是衡量一个社会自由与开放程度的基本标尺。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那样，当你由一个自由国家来到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家，你会为变化之大而大吃一惊：在前一个国家，人们忙于各种活动，热火朝天；而在后一个国家，到处安安静静，办事四平八稳，好像一切都停滞了。在前一个国家中，改革和进步是人们谈论的问题；而在另一个当中，社会除了继承原有的财富以外不再创造，人们只是坐吃山空，沉湎于享乐。从这一意义上说，那种寄希望于政治活动规则的完善之后再放心地让民众议政的想法，只能是一种乌托邦。
政治事务从来就不应当是少数精英的专利，“在民主共和国，已经不是一部分人民去从事改善社会的状况，而是全体人民都以关切的心情承担起这项任务”。如果每一个老百姓都能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对待法律赋予他们的政治权利，从乡间老夫到都市的出租车司机，人人都能够对国计民生、道德文章这些衣食住行之外的事情议论风生，那么，这个社会必定前途无量。
(来源：中国青年报冰点时评；邹汉歌）
（编辑：黎家进 实习生：张淑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