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指出，要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推动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点，特别是要坚持先进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创新相结合，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我认为总书记关于促进科技进步，推动结构调整的重要讲话，很有针对性，很切合广东的实际，为广东在新世纪新阶段的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从广东的具体实际出发，抓住关键，突破重点，取得实效。
（一）要抓好结构调整这个关键。
主要是要推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必须大力促进科技进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同时要使产业基础真正成为科技进步的有效载体，产业与科技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当前广东更为迫切的是要形成更高层次的产业基础。因为产业发展的有效需求，始终决定着科技的有效供给。什么样的产业基础，决定了什么样的科技水平。比如说，某地方的经济支柱全都是低科技含量的产业，那么它对高科技就不会有需求，科技就没有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天天喊科技进步也是假的，天天叫引进人才，进来的一定是同它的产业相匹配的人才，真有高级人才也会跑掉。
近十年来，我省科技投入大幅增加，高技术产业迅猛发展，1995－2003年全省高技术产业产值和增加值均以27％的年递增率增长，科技经费和专利申请量分别年均增长50.8％和46.7％。2003年全省科技经费筹集总额达150.8亿元，其中核心技术研究经费接近90亿元，分别是1995年的24倍和51倍。说明我们实施科教兴粤战略所做的一切努力是行之有效的。但毋庸讳言，我们的经济仍处在高增长、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轨道上运行，说到底还是因为缺乏科技支撑；仍或多或少存在政府主导科技与企业主体经济之间我搞科技，你搞经济，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大量科技成果无法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到头来，政府听到的还是有关科技投入太少了，技术人才太缺了，创新能力太弱了，等诸如此类的抱怨。
形成这种吃力不讨好局面的症结，除了仍以行政配置为主导的科技体制未能适应市场经济外，关键在于我们的产业层次还不高，或更准确地说，相对于第三次、第四次浪潮的产业革命而言，我们的产业基础还承接不了更多的高新技术和人才。当然，真正有用的科技，也不会乖乖地躺在成果记录薄上，她作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之一，会很快跑到省外甚至国外需要她的地方去，无论是谁花钱生她养她，只要有用武之地她就“嫁”。同理，如果我们具有庞大的高技术、高文化含量的产业载体，就一定会有门当户对的科技成果和各种专才蜂拥而至，科技就大有作为，并形成科技与产业良性互动的局面。
（二）新一轮引进外资要力争引发新产业、新技术革命。
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首先进行工业革命，成为世界著称的“世界工厂”，到19世纪30年代末，产业革命完成，使其成为首届一指的工业和商业强国。但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基础的老化，产业和技术的陈旧，发展速度缓慢了。而美国和德国则后来居上。这正是美、德尽可能采用最新技术成果，大力发展新兴工业部门，采用最先进工艺的结果，当然新工业革命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而且美、德引进的外资和技术大部分都用于基础产业和基础装备，并大力引进世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
当前，我们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发展集约型、循环型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际上是要进行一场新的产业升级和技术革命，能否取得可持续发展的主动权，关键取决于能否在本世纪初叶的世界产业重组中，取得新技术和新兴产业的落户权。要在近几年里，以世界经济格局大调整和广泛的区域合作为契机，大力引进最先进的新机器装备、新技术和新文化，完成一场与前二十多年“三来一补”开放战略完全不同的新产业和新技术革命，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占据未来发展的制高点。当然，我们要提出新技术革命战略并不困难，难就难在具体策略和政策的应用，正如台湾和南韩提出在他们本土建立远东世界金融中心的目标一样，实施20年也难于偿愿。关键仍在于政策。如果没有开放的、系统的、市场化和激励自主创新的经济、科技体制和政策相配套并落到实处，目标提得再大，也不可能实现。
我省已连续二十多年在进出口贸易和引进外资上居全国首位，外源性经济优势十分明显，但内源性经济则相对较弱。这与我们出口换来的外汇，并没有主要用于换取更大的生产能力和更好的生产技术条件，是有直接关系的。无论进口也好，出口也好，必须根据国际价值去衡量比较利益，提高我们的国际竞争力，而不是为创汇而出口，为消费而进口，或为贸易平衡而进出口。只有立足于比较利益的原则进行对外贸易，才可能有真正含义上的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否则就会为创汇而不惜换汇成本而出口，为用汇而不顾自己的长远利益而进口工业制成品和一般消费品。引进外资也是这样，长期以来主要依赖港澳台“三来一补”和一般加工制造业，较迟、较少引进国际大企业、大财团的新兴产业投资，并借此形成自主创新能力和关键技术，实现引进技术的本土化。因此到了目前那么大的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量，也难于引发新产业和新技术革命，仍备受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困扰。这是值得反思并应及时调整思路的一个战略性问题。
（三）应率先进行产业创新。
社会财富与一个社会在生产发展阶梯上的要素含量是成正比的。在科学不发达的贫困社会，财富按劳动含量的多寡进行分配；进入资本社会，资本含量越大，获取财富越多；到了现代科技社会，财富主要随技术含量的增加而增加；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知识经济异军突起，社会财富将更多地属于信息（知识、文化）产业最发达的国度（地区）。
根据经济社会这一发展趋势，我省应率先改革目前三大产业的划分办法，把信息（知识、文化）产业从第三产业中分离出来，单独作为第四产业优先、领先发展。这样，不仅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规律更加科学地划分产业次序；而且有利于采取针对性政策措施，促进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也有利于引导社会面紧跟经济发展大势，形成顺应世界潮流的良好氛围；同时还可避免因金融、房地产、流通领域等可能出现的泡沫经济而受到负面牵累。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要采取进一步开放市场、开放文化的政策措施做大做强知识（文化）产业，为今后的跨越发展打好基础，积蓄后劲。
（四）创建促进技术进步的有效机制。
技术进步是基础性、战略性、长远性的大事，应当给予特殊政策措施的有力支持。要着重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项目。应由企业和市场去决定项目，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引导产业方向，避免出现新起点上新一轮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二是政策。在加强产业政策研究和引导的同时，注意研究和实施运用市场机制，引导以企业为投资主体，多渠道筹资投向技术进步的投融资政策，而不能单靠政府去筹集科技资金，有关主管部门也不能仅仅局限于管好用好财政性资金及其支持项目。不能刺激和引导全社会有效投入的政策不是好政策。三是机制。促进政策与市场的结合，形成有利于技术进步的长效机制。
在政策和机制方面，建议争取中央支持我省先行探索，创办为各工业企业上技术进步项目提供互助借款的地方性投融资机制。该机制实行会员制，会员是年产值5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本金来源主要是三大块：一是财政每年拨给的技术进步专项基金转入；二是通过立法向会员企业按其销售收入每年征收1%～3%（一般企业1%，高新技术企业3%）；三是向中央银行申办储蓄存款业务，筹集社会资金。财政拨款部分作为企业技术进步项目的借款贴息。向企业征收的资金，按照“取之于谁，用之于谁，全额返还，权益归己”的原则，专款用于全省工业企业的技术进步投资。会员企业不仅可以得回本企业征缴的本金的全部数额，而且可按“倍数借权”原则，向会员机构低息借款用于技术进步项目投资，同时还可享受财政贴息的规定权益。
总之，要研究一套能起到三方面作用的有效机制：第一，企业参加机制有好处，有积极性和主动性；第二，引导企业和社会资金集中投向有市场前景的技术进步项目；第三，机制本身能够实现自我发展。
（五）策划创办信息技术大学。
现在有的地方政府和企业总是习惯于花大钱去“抢”人才，“挖”人才，这只能作为一种个别性、短期性、导向性的措施，难于成为长效机制和普遍应用的政策。而创办与经济发展形态相适应的大学，则是提高产业发展水平和吸引相关人才最便捷、最经济、最有效的途径。进入知识经济社会，应抢占先机创办信息技术大学。创办这种大学要用全新思路。比如可以办成产学研贸一体化的产业实体；又比如投资主体可以多元化，政府出地并统筹整合现有信息技术资源，包括主要大学和有关国有大企业及政府部门的信息技术资源，同时争取海内外大企业、大财团出资持股并进行必要的产业分工；再比如还可以把大学进行整体包装或分割部分产业，争取在股票市场上市，实行企业化、股份化、市场化运作。要力争把信息技术大学办成信息专业的学习园、信息技术的孵化园、信息人才的创业园、信息企业的产业园和信息产品的交易园。
从这个大学毕业的学生身在广东，了解广东，熟悉广东，且具有殖产兴业的氛围熏陶，你不去留他，他自己会想办法去搞他的信息产业，去当私人老板，或加盟信息产业队伍，用不着政府操太多心。即使到别处创业的毕业生，因有广东情结，也会更多与留在广东的同学做生意，搞贸易，信息产业贸易中心也就水到渠成。久而久之，自然而然就形成我们的技术优势、产业优势、市场优势和人才优势。我认为这是一种事业聚人法，它将引发的是乘数效应，它的功能将远远超出创办大学教书育才的传统意义。（作者系广东省政协常委、民建广东省委副主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编辑：黎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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