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朱世海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全面武装侵略，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情况下建立的。它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和最广泛的阶级基础，中华民族的各个阶级、各个政党都参加进来，甚至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广大海外侨胞都加入这个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在爱国主义精神旗帜下，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民主党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围绕抗战这个中心任务展开密切合作，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一、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抗日是所有党派共同的心声，这是政党合作的现实基础。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号召全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华北事变”的发生，使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国共产党再次向全民族呼吁：“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职责”，并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建议：“不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益不同，无论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底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对当时的局势做出正确的分析，认识到建立包括蒋介石集团在内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会后，中国共产党直接向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南京政府诸公呼吁：“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和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共同要求。”
面对我大好河山被日军铁蹄践踏、面对我同胞被日军杀戮凌辱，作为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深刻认识到“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受着种种枷锁的国家，所谓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统一于国家民族的解放”，纷纷表示要抗日救国。第三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在1932年11月印发的《我们最近的政治主张》中提出“彻底排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尤其主要是对日本发动收复土地的自卫战争，才能挽救国家与民族之最后机会”。1936年5月成立的救国会，在其《初步政治纲领》中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到现在一切不同的意见都已经在‘反日第一’的原则之下，统一起来了。”在“反日第一”的原则下，“国内各党派应捐弃前嫌，不咎既往”。职教社派提出，本社的工作要坚持“抗战第一，胜利第一”。作为“三党三派”（第三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职教社派、乡村建设派、救国会派）领导人代表各自党派组成的政治联合体，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在其纲领中提出“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中途妥协”的抗日主张。
民族危机的加深促进了中国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一些爱国将领极力主张对日作战。张学良曾致电蒋介石：“欲救亡图存，复兴民族，良以为除抗日外，别无他途”。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爱国将领蔡廷锴、陈铭枢等领导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打出“抗日反蒋”的旗帜。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行径、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呼声，在客观上促使蒋介石集团对“攘外”与“安内”关系予以重新认识。“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和平解决，促进了蒋介石集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抗日主张。卢沟桥事变后，国内形势更加恶化，蒋介石痛感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后关头的境界”，中国人民“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对于国内的各党派，蒋介石认为“存则俱存，亡则俱亡的意义，咸认整个民族利害，终超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也。”1937年9月2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等抗日党派合法地位的庐山谈话，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开启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党合作。
二、抗日战争是全民族抗战，各党派都献身于这场伟大的民族战争，抗日战场成为政党合作的广阔舞台。
抗日战争是包括各个阶级在内的全民族的抗战，作为各阶级利益代表的各党派积极投身于抗日洪流中，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全民族团结抗战的绚丽篇章。
在战略防御阶段，由中国国民党军担负的正面战场是抗击日军进攻的主要战场，国民党军队英勇奋战，先后组织了平津会战、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给侵华日军予以重创，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
为配合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作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努力开辟敌后战场。八路军组织的平型关战役及其在山西展开的一系列作战，都是为了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的忻口战役。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都有八路军、新四军的积极配合。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胜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八路军在展开无数次游击战的同时，为了打破日军对国民党战场的压力、“击敌和友”、加强与国民党的团结，八路军还组织了百团大战。国民党对百团大战予以高度赞扬，并在华北采取一些措施配合百团大战。卫立煌制定了“配合百团大战的攻击部署”，阎锡山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制定了“策应百团大战之作战部署”，在晋南、晋东南的卫立煌于1940年9月11日向日军发动进攻。中国共产党方面对国民党军队的配合予以很高评价，刘伯承说：“最近在晋南以及中条山一带的中央军，在卫司令长官英明指挥下，积极出动一致配合作战，消息传来，令人感奋不已。”
民主党派也肩负起抗日的使命，与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团结御侮，踊跃献身于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有力地支持、配合国共抗战。民主党派创办大量报刊、动员抗日，救国会主办的《全民抗战》、职教社主办的《国讯》等刊物，对推动群众性的抗战活动起到重要作用。他们积极从事募捐、支前和战地慰问工作，中国致公党及其领导的华侨组织，组织捐献飞机、汽车、药品等抗战物资，还多次输送华侨青年回国参战。民主党派还直接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救国会大批成员进入陕北、华北、华中等解放区，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第三党领导人黄琪翔在第八集团军任副总司令、总司令，全力指挥淞沪抗战。
三、陕甘宁特区政府的设立是国家制度的创新，成为“一国两制”理论的历史基础，这是政党合作的重要功绩。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根据国共两党谈判的内容，陕甘宁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陕甘宁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实行不同于国统区的“三三制”民主政权。所谓的“三三制”原则，即在民主政权中，中国共产党人占1/3，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1/3。边区政权结构由民意机关、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三个部分组成，其中各级民意机关是各级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设边区、县、乡三级参议会。各级政府由同级参议会选举产生，参议会有罢免行政领导的权力。在政权问题上，中共中央坚持“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这为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积累了经验。“三三制”政权是抗日党派团结合作的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创造。
经过八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抗战时期政党合作最伟大的功绩。第二次国共合作是抗战时期政党合作的核心，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互谅互让、“相忍为国”，彼此承认对方政权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承认国民党政府为全国性的政权，国民党政权对内居于领导地位、对外代表整个中国。中国国民党允许陕甘宁边区政府拥有国民政府管辖的其他省市区所没有的某些权力，实行自己的民主政治制度。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南京中央政府的“指导”下，享有高度自治权，这种制度上的安排使两个对立政权转变为合作的局面，使国家统一起来，共同肩负起民族解放的神圣职责。第二次国共合作所创造的两个政权、两支军队、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成功实践，具有“一国两制”的雏形，为“一国两制”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事实证明，越是在历史的重大转折时刻，中国人民大局意识越强烈，能够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不止。68年前，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化干戈为玉帛，“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与民主党派等爱国力量共同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68年后，在中华民族处于要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时刻，怀着爱国主义的深情，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应中共中央和胡锦涛同志的邀请，率中国国民党访问团于2005年4月26日来大陆访问，这是继1945年8月国共两党重庆谈判之后，两党最高领导人相隔60年的再次历史性会晤，打破了半个多世纪来国共两党长期对立的局面。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连战主席真诚会谈、求同存异，共同发布了“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这是国共两党从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两岸同胞共同福祉出发，正视现实开创未来的重要标志。此后不久，亲民党主席的宋楚渝应中共中央和胡锦涛同志的邀请，率亲民党访问团来大陆访问，也取得圆满成果。连、宋分别率团访问祖国大陆，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与台湾地区政党的正式的、公开的联系，对台湾地区政治生态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既使台湾岛内拥护祖国统一的政党、群众深受鼓舞，又削弱了“台独”气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政党合作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合”则俱利，“分”则俱损。早日实现祖国统一是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每一位具有爱国主义情怀的中华儿女都盼望台湾地区的有关政党能够顺潮流、应民意，彻底放弃“台独”主张，在祖国统一问题上采取合作态度。我们深信海峡两岸通过政党间的沟通、交流，不断增加互信、减少分歧，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在“一国两制”框架内实现祖国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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