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师范大学高正礼
抗日战争时期，中间势力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中共同地方实力派建立和发展的抗日统战关系曾发挥重大历史作用。
一、中共与地方实力派抗日统战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促进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会后即广泛地开展了对全国各党派和团体的争取工作，首先是对张学良、杨虎城的争取工作。经努力，1936年4月，红军同东北军率先在全国建立起抗日统战关系，不久，又同十七路军也达成了停战、通商、军事联络等口头协定，并秘密建立起电台联络。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又努力消除了东北军同十七路军的猜疑和隔阂，使红军于1936年秋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共同建立起“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仍然执行“反蒋抗日”的方针。但周恩来、李克农同张学良会谈时，张都坚持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他只同意“逼蒋抗日”，不同意“反蒋抗日”。不久，“两广事变”爆发，事变在国民党民主派、地方实力派、中共及全国其它党派的斡旋下，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并迫使蒋介石对日提出强硬立场。这些促使中共中央认识到争取蒋介石统治集团共同抗日的可能性，也认识到争取地方实力派对实施“逼蒋抗日”的推动作用。因此，1936年9月，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逼蒋抗日”的指示，并指出：“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后称地方实力派———笔者注）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
基于上述认识，1936年下半年，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对李宗仁、阎锡山、傅作义、刘湘、盛世才和宋哲元等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全国抗战形势的高涨、西北大联合的建立和发展，直接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事变发生后，绝大多数同中共建立了抗日统战关系的地方实力派都拥护张、杨停战抗日的八项主张。西北三方更是团结一致，通过争取国内各种和平力量，既挫败了亲日派趁机扩大内战的阴谋，又迫使顽固派承诺停战抗日，从而和平解决了事变，实现了国内的和平。正是在这一前提下，中共中央同国民党中央再经过多轮谈判，最终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在全国建立起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八路军、新四军与地方实力派军队的合作抗日，构成了国共两党军队并肩抗日的主体。
抗战防御阶段，八路军、新四军配合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的战役主要有：太原、徐州和武汉会战。凇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后，蒋介石已将其中央军大部“调到大后方，或第二线”，“在前线作战的大都是地方实力派军队”。承担太原、徐州、武汉会战的国民党军队主要是晋绥军、川军、滇军和原东北军、西北军旧部。因此，确切地说，抗战防御阶段，八路军、新四军配合友军抗日，主要是配合地方实力派军队共同抗日。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共开辟晋察冀、晋冀鲁豫等十九块抗日根据地。同一时期，国民党军队也在鲁苏豫皖黄泛区、山西的吕梁山和中条山等地开辟了敌后游击区。敌后国民党军队，除卫立煌、汤恩伯和李仙洲等部属中央军外，其余全是地方实力派军队和地方保安团等杂牌军。八路军、新四军同地方实力派军队在反敌伪扫荡、发动民众武装抗日、组织局部地区对敌反攻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友好的配合。例如：1939年初，高树勋驻山东东陵的军部突遭日军包围，高急向山东乐陵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求援，东进纵队立即出兵帮助高部冲出重围。1940年1月，东北军一一一师同八路军山东纵队二支队相配合，在鲁东南王庄作战一整夜，全歼日军第六混成旅团一部三百余人。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二战区敌后的阎锡山部、曾万钟部、孙蔚如部和庞炳勋部等闻迅后主动向晋城、运城之敌发起反攻，并破袭同浦铁路、京汉铁路安阳至新乡段等，有力地配合了八路军的行动。
三、中共与地方实力派抗日统战关系的巩固和发展，粉碎了顽固派的倒行逆施，维系了全国抗战局面。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以蒋介石为首的顽固派开始消极抗日，热衷磨擦。此时，蒋介石将其中央军大部撤至大西南，而晋绥军、原东北军和西北军旧部，以及离开本省抗日的川军、滇军和桂军等地方实力派军队大都成了无地盘的杂牌军，蒋介石不许这些军队撤至西南，令其在敌后一方面牵制日寇，一方面同八路军、新四军争夺地盘，制造磨擦，以使之两败俱伤。地方实力派派系复杂，他们虽然同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集团有矛盾，但在阶级利益上又有一致性。1938年下半年开始，国共之间的磨擦不断发生，而这些磨擦绝大多数是受顽固派威逼、利用和指使，由地方实力派军队执行的。例如：在顽固派的唆使下，1939年6月，川军杨森部制造了“平江惨案”；9月，桂军一七二师纠合鄂东地方顽军程汝怀部制造了“鄂东惨案”；11月，石友三、孙良诚等西北军旧部配合阎锡山、朱怀冰等部围攻太行山区八路军；12月，晋军挑起“晋西事变”等等。
上述磨擦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经过冷静分析，于1939年下半年认识到：国共之间的磨擦主要表现为顽固派“利用非嫡系友军来和我在敌后磨擦，使互相对立，互相削弱”，因此，我们的对策是：通过争取非中央嫡系友军“来抵抗国民党利用这些非嫡系军队在敌后与我磨擦的阴谋”。于是，中共派肖劲光、王若飞赴秋林同阎锡山经过谈判，达成了停止新旧军冲突的协议；陈毅、粟裕通过争取李明扬、李长江缓解了苏北的磨擦。在中共的争取下，邓宝珊拒绝执行胡宗南要其封锁并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同地方实力派军队之间的众多磨擦得以和平解决，粉碎了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下半年，顽固派制造新的磨擦的危险日趋严重。8月12日，中共中央再次向党内指示：在国内争取中间势力，特别是争取二百万非中央嫡系友军“以孤立和分化顽固势力，仍成为推动时局的中心一环”。据此，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对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当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除桂系和部分川军卷入“皖南事变”，其它地方实力派不仅保持了中立的立场，而且对顽固派的倒行逆施给予了严厉的鞭挞。从此，地方实力派，尤其是西南地方实力派对顽固派更是提高了警惕，感叹：“新四军之被解散即为解散地方势力之先声。”因此，更加坚定地走上了联共抗日拒蒋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通过争取地方实力派、民主党派和国民党民主派等中间势力，最终打退了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3年，顽固派又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地方实力派无一响应，顽固派深感孤掌难鸣，在受到中共的坚决反对后被迫中止。
可见，抗战相持阶段，中共中央通过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特别是通过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同情和中立，有效地制止了顽固派破坏团结、制造磨擦的阴谋，从而维系了全国的抗战局面。
四、中共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民主合作，推动了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抗战的胜利。
早在抗战爆发前，中共中央就指出：“民主是抗日的保证”、“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然而，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却顽固奉行只许政府和军队抗日的片面抗战路线，拒绝任何民主改革。更为甚者，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顽固派不仅坚持一党专政，而且采取限制言论自由、迫害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等手段，大大强化了法西斯统治，严重威胁到中国能否团结抗战并争取抗战胜利。为此，1940年，国统区各界掀起了民主宪政运动。周恩来同志向全党提出：“现在的大后方，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制的，有许多地方实力派，在这一点上当然可以跟他们联合。”
根据上述工作方针，中共中央，特别是南方局，再次对地方实力派，尤其是西南地方实力派加强了统战工作。1942年4月，周恩来在重庆特地会晤了刘文辉，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在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中，同共产党“密切联系，具体配合”。同时，中共中央通过争取白崇禧、李济深和龙云，得以将大批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安排在桂林和昆明从事抗日活动。皖南事变后，蒋介石派康泽持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名单抵昆明，要求实行大逮捕，龙云以“拿不出证据”为由，严加拒绝。
1943年冬至1944年春，为了揭露和制止腐败，反对投降论调，巩固团结并争取抗战胜利，大后方再次掀起民主斗争的高潮。中共同西南地方实力派积极支持并参与民主宪政运动。1944年，昆明中共地下党发起纪念“五四”运动的活动，龙云对何应钦提出的镇压措施，采取敷衍的办法推辞过去。10月，中共地下党两次组织昆明社会各界6000余人分别纪念“双十节”和讨袁护国30周年，号召保卫大西南、争取民主政治，龙云均给予支持。同年6月，桂林成立“文化界抗敌协会”，李济深出任会长，并公开发表演说，抨击蒋介石集团的失败主义，要求国民党当局开放民主、坚持抗战。经过张澜的介绍，1944年刘文辉、潘文华秘密加入了民盟，并为张澜长期提供政治活动经费。同年，龙云也秘密加入了民盟。在中共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共同支持下，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桂林和昆明因此被分别誉为“文化名城”和“民主营垒”。可见，中共与地方实力派在抗战后期的民主合作，推动了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抗战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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