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8日，由省政府参事室、省政府文史研究馆、梅州市委市政府、省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程贤章从事文艺创作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梅州召开。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张炯，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著名作家邓友梅，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方健宏等领导和嘉宾以及来自北京、上海、江苏、广西和省内的著名专家学者共150多人出席了研讨会。会后，本报记者专访了74岁的程老。
聊到客家文化，聊到他的创作，程老兴致盎然。他口才极佳，思维敏捷，说话干脆利落，完全不像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交谈中，他还拿出一些创作的原稿给记者欣赏。那是十分工整的第一手稿，一笔一画，毫不马虎。
谈创作
《神仙·老虎·狗》把所有灵感都掏出来了
我总感到创作这个东西，逼不出来，肯定你的心灵对文学虔诚，一见钟情。
有时候，我会跟我的主人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快乐，一起悲伤。
记者（以下简称“记”）是什么动力驱使您一直创作到今天？
程贤章：（以下简称“程”）：你说我为名嘛，我也有一点点名，我做什么都有名，我办报纸办得很好，做记者，当编辑，都当得不错。
我还可以做个小官吏，可以帮人去当智囊团，待遇都比写小说好。
但是我都没有这样，还是去写小说，写了十部长篇。我总感到创作这个东西，逼不出来，肯定你的心灵对文学虔诚，一见钟情。我写小说，不把它当作苦差事，不管它有没有稿费，我的最高目标，是出书不要我出钱就行啦，其它都无所谓。
记：程老写小说，有没有那种忘我的境界？
程：忘我啊！有时候，我会跟我的主人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快乐，一起悲伤。我拿两部长篇小说的原稿给你看，没人相信我在4个月写出了两部长篇。2004年暑假时写的，去年都出版了，《仙人洞》是一个，《长舌巷》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背景，完全不同的人物。
记：当年您的《围龙》要改成电视剧，炒得很火，这是不是您最欣慰的作品？
程：我最欣慰的不是《围龙》，《围龙》是大家看我写了一个客家题材的小说，感到新鲜。我最欣慰的一部小说是《神仙·老虎·狗》，因为这部小说有我自己的影子在里面，我把所有的灵感都掏出来了，写得比较厚实，我认为它代表了我的水平。因为这部小说，我入围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后来，评委之一孟繁华见了我就说：“你是程贤章，你写的《神仙·老虎·狗》当年被我枪毙了。你有意见吗？”我说：“你应该把它枪毙，不枪毙，你的茅盾文学奖档次就下降了。”（笑）
谈客家文学
闭着眼睛都能说出客家一草一木
你指着一棵树，我可以讲出这棵树的经历。你指着一座房子，我可以说出这个房子几代人的故事；你指着这个人，我可以说出他同周围人的关系。我的客家情结也就是这样生长出来的。
记：您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来源于梅州这块土地。有人说，您是客家文学的开山祖师。您经历丰富，可写的题材很多，当初怎么想到要打出客家文学这个旗号？
程：所谓客家文学，我看也不过是地域文学里比较有特色的文学。
地域文学全国各地都有。比如沈从文的湘西，贾平凹的商州，张贤亮的西北。我们的地域文学就是客家文学，我除了写珠江三角洲的报告文学之外，长篇短篇都是写客家。所以现在他们就把我称为客家文学的开山者。
写客家，是因为我文化的根在客家。你说你写的是客家文学，以前有谁讲？没有人讲，就是我在《围龙》，打着写客家人的旗号，写客家人一百年来的风云际遇。这样，我就把这个旗号打出去了。
记：您在汕头生活了10年，广州生活了20年，关于汕头和广州的小说却很少，为什么？
程：我创作的母体在哪里？就是客家。我生在这个地方，闭着眼睛都能够说出这里的一草一木。你指着一棵树，我可以讲出这棵树的经历。你指着一座房子，我可以说出这个房子几代人的故事；你指着这个人，我可以说出他同周围人的关系。我的客家情结也就是这样生长出来的。以前有领导曾经想要我继陈残云的《香飘四季》之后，再写一本充分反映珠江三角洲改革开放的书。我写不出，我对珠江三角洲的民俗民情把握不准。
记：张炯主编的《新中国文学五十年》把您归为地域文学中的乡土派，您觉得您的客家文学作品特色在哪里？
程：我的特色就是乡土味很浓。张炯把我和贾平凹、刘绍棠一同归为乡土作家，就是因为他看我的作品也是这样，没有做作，写你自己最熟悉的人和事，我自然就选择了这一块土地，结果成全了我。
谈农村题材文艺创作
我感到我骨子里还是农民
我一直在调整，想着怎么样来给我们的国家分忧，又能给农民说一点公道话。
我们农村杀一头猪，就要一村人来庆祝，猪血猪肠这些都要切得很细，大家一起吃，高高兴兴。就像贾平凹说的：我是农民。我感到我骨子里还是农民。
记：您曾说，今年您将把创作的重点进行调整，把写作的焦点放到农村题材上。能否谈谈您新的创作计划？
程：我是很想很想再写一部长篇小说，写我们中国农民的悲哀，就是没有土地。我一直在调整，想着怎么样来给我们的国家分忧，又能给农民说一点公道话。我举一个例子，这次你们要去参观的温家祠，我的《仙人洞》就是写那里的土地改革，但是我再去那个老根据地的时候，发现还是穷。我拿不定主意，为什么50年后农民还是那么穷？
这个现象是十分值得人们深思的。
记：我们知道，您已经过了30多年的城市生活，现在写农村题材，写农村的土地问题，您觉得自己还能把握当今的现实吗？
程：我到现在还没有认同城市。我认为城市就是一座座“水泥森林”。是农村封闭还是城市封闭？我可以辩论。我认为农村开放，城市封闭。你看看我在城市的这幢房子，上面住着谁，我不知道。老死不相往来，你说是封闭还是开放。而我们农村杀一头猪，就要一村人来庆祝，猪血猪肠这些都要切得很细，大家一起吃，高高兴兴。就像贾平凹说的：我是农民。我感到我骨子里还是农民。
记：那您有没有为了写自己的作品，到农村去调研，收集一些故事，了解农村最新的发展？
程：我退休后，一直生活在农村。我现在住的地方原来是五七干校，是我劳改的地方，现在成了我的书斋。所以我不用再下农村，我已经在农村了。虽然以前我很少写底层的芸芸众生，但是从《仙人洞》开始，我笔下的人物全是底层的了。剃头的，杀猪的，卖古玩的，种菜的，我愿意写他们，很生动。至于要不要去收集素材，我可以说，只要我一开口，你可以听我讲三天故事。
专家评价
写土改，《仙人洞》最独特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著名文学评论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写土改的作品有不少，程贤章的《仙人洞》无疑是最为独特、朴实而真实的作品。在刘震云和苏童对土改的书写中，都没有那种历史的亲历性，但程贤章先生亲历了土改，他怀着对历史的真挚记忆来重书这段历史，这就可以说，土改的历史，第一次以亲历者的本真性的经验得以重现。
写客家人，写坚韧，也写缺点
蒋述卓（暨南大学党委书记，著名学者，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程贤章的小说描写普通人的命运，表现客家精神，反映客家文化，具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有自己的独特思考和表达方式。在广东的作家中，除了上一辈的秦牧，在下一辈的六七十岁的作家群中，他是一位标志性的作家，是一面标志性的旗帜。程贤章的小说写客家文化，既写了客家人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也对客家文化中的一些缺点毫不讳忌，给我们很多人性的启示。 | 
